1.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令世人瞠目结舌
1964年，由于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该年度具有轰动性的大事件。
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的一则电讯中，首次暗示了萨特有可能成为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萨特立即写了一则声明，经翻译后由他的瑞典出版商的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他这么写道。还补充说，他的拒绝并不应理解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不够尊重。
那天，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蒙帕纳斯的一家餐馆大嚼猪肉，追踪而至的记者们告诉说，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了，他是得奖者。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院士们根本不考虑他的拒绝呢？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的致辞写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由瑞典学院决议颁给让-保罗·萨特，“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位荣誉的得主已经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但他的拒绝并未改变本奖颁赠的有效性。不过，在这种状况下，该学院只能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1964年10月号的《费加洛》杂志上，萨特就此作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只是他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的和客观的理由。
所谓个人方面的理由，是由于他对作者职责的观念的固有看法，而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譬如他拒绝过“荣誉勋章”，不肯进“法兰西学院”，假如“列宁奖”颁给他他也会同样予以拒绝。他以为，作家一旦接受这类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至于客观理由方面，萨特认为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以苏联为例，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此奖，而受到奖赏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都是在国外编印而在其国内遭到查禁的。为了建立平衡，本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一个姿态。再者，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当我们签署《121人宣言》时，我会感激地接受诺贝尔奖金，因为这会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荣耀”。
末了，他表示了对瑞典学院的情谊。
此外，是否接受25万法郎的奖金亦使他踌躇。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可以把这笔钱捐赠给伦敦的“反种族隔离委员会”之类的重要事业，拒绝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这些组织失去了一次接受援助的机会。
在瑞典学院宣读他的声明之前，他不愿与新闻媒介见面，便躲在西蒙·波娃那儿。然而，安娜-玛丽打来电话说，她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被记者包围了。午夜，他动了恻隐之心，出面让人采访和摄影。翌日一早，他回到拉斯帕伊大街时，一辆电视摄像车已停在大搂前。
反应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称萨特是“不可救药的诽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而安德烈·勃勒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最使萨特痛苦的是穷人的来信，全都诉说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莫斯科方面也误解了他，萨特在作家协会的自由主义朋友们认为，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感到遗憾，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者一边去了。
好在西蒙·波娃理解他。
好在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S·弗利堡在一片为之大哗的非议声中仍对萨特拒绝接受此奖表示理解，并高度评价他：
“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至世界。他的哲学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
2. 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她的家门
1965年3月，萨特拒绝前往美国为康奈尔大学就福楼拜和哲学作一系列演讲，以此作为他对越南战争的首次抗议。4月，首批美国战斗部队在南越登陆，萨特说这完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演。反战的抗议活动正在美国不断扩展，萨特给波士顿的一次集会拍发了电报，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法国知识分子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曾获得过的更大的成功。
1966年2月，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受到审判，为了表明与这两个受到监禁的作家休戚相关，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在这一年访问苏联并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最大的抗议活动正在等待着他们俩。
伯特兰·罗素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准备进行一次专门涉及越南的战争罪审判。这一组织的秘书长舍恩曼--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西蒙·波娃在巴黎的家门，询问她和萨特是否愿意充当法庭成员。舍恩曼说，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去越南，还将要求美国左翼人士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事情的关键是唤起全世界的、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舍恩曼特地说明，庭审将在巴黎举行，萨特和她不必出席全部庭审，他们可以指定自己的代表，还会向他们提供庭审材料。
他俩同意了。
1966年11月，罗素和舍恩曼宣布“伯特兰·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诞生。1967年1月，萨特前往伦敦，会晤舍恩曼和他的一批同仁。法庭在寻找东道国时遇到了麻烦。英国宣布，它将不允许任何愿意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从而把自己排除在法庭考虑的国家之外。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后，瑞士政府出面干预，不准法庭设在该国。法国也不允许在巴黎开庭，萨特为此写信询问戴高乐，戴高乐回信时优雅地称呼萨特“我亲爱的大师”，并答复“是的”。最后，瑞典政府出于对自己的民主原则的维护，十分勉强地允许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在萨特和西蒙·波娃带着各自的代表抵达瑞典之后，才知道法庭的组成成员。罗素是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德迪耶将主持听证。除了西蒙·波娃，惟一的女性是参加过古巴革命的梅尔瓦埃尔南德斯。
在弥补了由舍恩曼犯下的各种大错，包括他对瑞典首相的攻击，并且克服了各种内部的敌意后，在瑞典电视台摄像机耀眼的灯光下，听证会在人民大厦的礼堂开始了。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2、美国是否对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了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瑞典新闻界和公众越来越大的敌意中，法庭听取了潘万巴和其他北越人以及越共代表的证词。5月10日午夜三点，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上都有罪的裁决，并商定在秋天举行的最后一次开庭时再相聚。是年11月，西蒙·波娃与萨特赴哥本哈根参加罗素法庭第二次会议，谴责美国于万里之外侵略越南，搞种族灭绝的罪行。
3. 读者认为就生活在《好形象》描写的世界里
从1966年到1970年，西蒙·波娃始终坚持写作。
1966年11月，出版了小说《好形象》；
1967年11月，出版了《被毁的女人》，并附有妹妹普佩特作的版画插页，这是姐妹俩首次在事业上的合作；
1968年1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毁的女人》；
1969年1月，出版了《老年》。
在小说《好形象》里，西蒙·波娃通过一位已婚的年轻女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女子和周围的人们相处十分和谐，但又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在自己的环境中过得不自在。她是一个10岁女孩的母亲，她又有一个留恋过去的父亲，这种双重的归顺正是她那不归顺感的由来。因为她的父亲，她对成功和金钱抱怀疑态度；而她10岁的女儿提出的问题又使她认真地反省自己，但她找不到答案，尽管她想冲破黑暗，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与以前的几部小说不同的是，以前的几部小说中的人物的观点都十分清晰，而在这本书中则是让沉默者说话，在作者不出面的情况下，透过女主人公那蒙昧的黑暗空间，将这个窒息她的世界的丑恶面目予以淋漓尽致的暴露。
书出版后，十分畅销，12周内大约售出了12万册。许多批评家、读者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小说写的正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就生活在书中描写的世界里，他们也像书中女主人公洛朗丝一样落在一个圈套之中，感到被囚禁着。还有人祝贺她在文体和技巧上有所创新。当然，也不乏各式各样的批评。
关于洛朗丝的父亲，那个利用自己的文化维护和确保道德方面的安逸而置真相于不顾的冒牌哲学家，人们有不少误解。不少人以为作者西蒙·波娃欣赏他的生活方式，赞同他的思想，从而指责她留恋不再拥有的过去，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洛朗丝一开始对父亲盲目崇拜着，但通过一趟希腊之行，她渐渐发现了她父亲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不受金钱和成功的影响，而且在放弃原则时也并不缩手缩脚。洛朗丝的幻灭不是以言辞而是以身体表现的：她患了极度厌食症。人们怎么可以认为作者认同了那位老自私鬼的胡言乱语呢？
《被毁的女人》的创作冲动则是来源于几位40岁女人寄来的心腹之言。她们的丈夫都离开了她们另寻新欢，尽管具体的性格和环境各异，但她们的故事中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妇女甚至连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都不明白，她们认为自己丈夫的行为矛盾而反常，情敌则不值得丈夫去爱。她们的世界正在崩溃，她们最终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西蒙·波娃选择了一位陷入感情危机的可爱女性作为女主人公，她叫莫尼克，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但又无法对丈夫的事业产生兴趣。丈夫的知识修养远胜于她，而且早就不再爱她。他深深迷恋着一位比莫尼克开朗、活泼，对他更体贴的高级女律师。渐渐地，他与莫尼克分道扬镳了。故事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新奇之处。西蒙·波娃选择的叙述方式却使这部作品扑朔迷离。她让莫尼克用记日记的方式表现她是如何躲避真相的，从日记这一页到那一页，她不停地掩饰、说谎、自欺欺人。她自己掘出了一口黑暗之井，然后深深地掉下去，以至于不再了解自己的真实形象。于是，这比《好形象》的写作难度自然更大一些。
在《被毁的女人》问世的同时，还发表了另外两个短篇小说：《独白》和《责任年龄》。这三篇作品有两个主题：孤独与失败。这三部作品结集出版后，公众购买的踊跃程度不亚于《好形象》。不少作家、学生和教师祝贺她再次有所创新。但总体而言，该书比过去的作品更不被理解，大多数批评家对她大加挞伐。
在一次由法国电台转播的公开辩论会上，皮埃尔-亨利·西蒙挖苦她自从写了《安详的辞世》之后便不再写严肃文学了。另外有人在电台上攻击说：“自从那次在雷恩路瞥见西蒙·波娃以后，我老懊恼自己写了那篇文章，她弓背而行，又老又瘦，人该有怜老之心嘛。顺便说一句，加利马尔就因为这才继续出版她的书的。”不久以后，还是他，与同伴会意地眨着眼，说着前后矛盾的挖苦话：“她的小说很畅销呀--是啊，她就能写畅销书！”他们中许多人惋惜这本书不能与《一代名流》和《第二性》相比，然而，他们也许得了健忘症：正是这些人当初攻讦《一代名流》，也把《第二性》贬得不名一文。
由于评论界的恶意中伤，一些读者对这本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有的说：“她熬到60岁才发现普通家庭妇女习以为常的东西。”还有一类正为妇女事业奋斗的女子，为小说没把妇女写得富有战斗精神而失望。她妹妹曾在电视上接受记者关于她画展的专访。记者问她：
“这本书可以说是你姐姐写得最平庸的一本，你为啥要为它作插图呢？”
她激烈地为之进行了辩护，还补充说：“有两种人喜欢这本书。一种人头脑简单，只是为莫尼克的悲剧所打动；另一种是知识分子，他们能理解书的全部内涵。那些不喜欢的人都是半吊子文化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理解不了这本书。可他们偏偏又自命不凡，怎能没有偏见呢？”
4. 《老年》：破除了那些关于老年的神话
产生像写《第二性》一样写《老年》这本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破除那些关于老年的神话，驳斥那些假话与空谈。她需要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是个女人，她希望女人们都能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她希望知道老年的局限和实质。
该书出版时，适值针对老年人社会问题的《社会状况普查》报告发表。《法兰西晚报》用头版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这一报告的分析文章。一时间，这个问题成了新闻热点。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公众愈发急于阅读它了。
这本书得到了批评家的普遍好评。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批评家，都认为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境遇确实骇人听闻。最令她高兴的是来自一些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首肯。一般说来，专家学者对于那些斗胆进入自己“领地”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回他们却热情祝贺《老年》问世，还有人主动提出与她合作。
西蒙·波娃仍在不停地写作。她知道几乎没有可能远远超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不想放弃写作所赋予的那种愉悦感--那种每写一本书就像在想象的空间重新把自己创造一遍的感觉。
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她为纪实文学《特雷布兰卡》写序的事。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斯坦内尔的年轻人，他在这部描写法国死亡营的作品中，通过采写极少数幸存者，参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件，写作时采用冰冷的文体和浓烈的幽默，并站在特工的角度看问题，以便理解他们是如何把80万人一个个地处死的。书出版后，国内发起了一场全面声讨他的攻势。为了替《特雷布兰卡》说话，西蒙·波娃组织人马作了一次讨论，讨论内容刊登在《新观察家》上。胡塞投书《新观察家》进行反驳，西蒙·波娃随即针锋相对地给予了反击。好些人来信支持她，但也不乏有人对她为之写序感到惋惜。有人甚至建议她在该书即将出版的外文版中把序言抽掉，她拒绝了。
尽管斯坦内尔因为该书备受攻击，但还是获得了“抵抗文学奖”。至此，西蒙·波娃亦为之嘘了口长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