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日本，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1966年夏天，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东京大学邀请，西蒙·波娃和萨特于9月17日飞抵日本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情欢迎。100多名记者早已在机场等候着他们。同行的8位日本议员气愤地说：“谁也不管我们，只是连珠炮般向西蒙·波娃和萨特提问。”
此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摄影记者在他们前前后后忙个不停。海关出口站着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起初他们静静地站着对他们俩微笑，然后呼喊着他俩的名字，并抓住他俩的手臂摇个不停，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日本人酷爱读书。日本出书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避免美国的影响，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法国文化，因为政府虽追随美国，但美国文化在日本知识界尤其不受欢迎。萨特和西蒙·波娃的著作全被译成了日文。《第二性》简装本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所以他俩受到这种欢迎便在情理之中了。
东京之行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他们就日本的形势问题向政界人士和知识界人士提问，与作家和教师交谈，并对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1945年一败涂地而今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日本--不断寻根究底。
此外，他们尽量设法接近和走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比起无数小汽车吵吵闹闹行驶的大街，他们更喜欢那些由传统木屋构成的僻静的老街，这里古风犹存，手工技术仍很兴旺，传统与现代在这儿共存的迹象十分明显。
日本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一到夜间11点，各类活动便戛然而止。只有在新宿的某些地方，夜生活一直持续许久。他们去那里的大商店、电影院、时装小店、酒吧、夜总会、音乐厅、脱衣舞厅、玩拍奇科球的场所信步闲逛。由于报章杂志和电视大量刊播他们的照片，有人不时认出了他们。有的送传统礼品，有人请他们签名，一位年轻人不声不响送西蒙·波娃一朵花。“一天夜晚，我们来到银座一家音乐厅，”西蒙·波娃写道，“节目中有舞蹈、脱衣表演和滑稽小品。其中的一个节目当众嘲笑僧人。我觉得很吃惊，因为这太粗俗。台上的僧人扮演淫荡的角色。他正在墙上画着一些猥亵的图画，路人走近，他便巧妙地涂上一笔，使画面显得平常一般，而一旦路人离去，他又会添上一笔，使其更猥亵。”
他们观看了日本传统戏剧--能戏，观看了一种叫作文乐的木偶剧，以及由文乐剧衍化出来的角歧戏。到附近的乡村走了走，感觉良好。之后来到了风光旖旎的京都。
因为京都太美了，所以当年美国人手下留情，使得这座美丽城市幸免于轰炸。这儿保存下来的有旧式住宅区和1700座庙宇。“透过旅馆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低矮的屋顶古屋、穿过城内的小河和遍布商亭的街道。我们对京都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西蒙·波娃美美地这么回忆。
刚到日本时，他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萨特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谷崎著作的赞扬。他那住在京都附近的遗孀邀请他俩去她家作客。与谷崎结婚之前，她是谷崎一位朋友的妻子，在其丈夫的允许下，她一度成为谷崎的情人。有妇之夫的谷崎，把自己的妻子送去与另一位朋友生活，便与现在这位太太成了家。后来他在《放荡忏悔录》和《一位疯老头的日记》中，叙述了自己老年时代的性爱经历：前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是妻子，后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换成儿媳妇了。
见到谷崎太太后，萨特慎重地询问她关于她丈夫的性生活是否真像他书中描写的那样。“事实是，谷崎要他们夫妇俩都照他所描写的瞎女音乐家那样去实践。开始她不愿意，但后来因为崇拜他便同意了。然而他是艺术家并按想象去体验事物；他的道德是纯真的。说话之间她一次又一次做出用手帕擦去眼泪的样子，其动作和我们看到的那位表演泪水满面的女主人翁的老男演员毫无二样。”西蒙·波娃在回忆录《清算已毕》中这样回忆道。
在京都逗留一阵后，他们还去了大阪、长崎、广岛、仓敷等地。在被誉为“和平之城”的广岛，人们对可怕的原子弹依然记忆犹新。
2. 她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
从1962年到1966年，西蒙·波娃和萨特每年都要去苏联旅行。
西蒙·波娃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晶莹洁白的雪花挂满枝头，成群结队出门滑雪的男男女女，广场上高高的圣诞树，剧院里翩翩而至的年轻胖女人……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旨在促进东西欧作家间的交流。此事与萨特1962年7月在莫斯科提出的文化纲领完全吻合，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欣然同意加入。该组织定于1963年7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一次大会。然而，就在开始筹备工作和最后章程期间，赫鲁晓夫为斯大林辩护，激烈批评文学艺术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并严厉指责爱伦堡等的“三月讲话”，使得列宁格勒的“八月会议”成了一次陈词滥调的演习。苏联作家纷纷表达了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对腐朽堕落的西方的蔑视。为了防止会议的彻底失败，苏联组织者请求萨特就会议事项作一个有条理的总结，萨特照办了。组织者还说服赫鲁晓夫在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接见作家代表团。西蒙·波娃料想，他们是应邀而来的，赫鲁晓夫会对他们友好相待。孰料恰恰相反，赫鲁晓夫辱骂他们是“这么多资本主义的仆从”。直至发作完毕，他才好不容易放缓语气说：“你们也还是反战的，因此，至少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吃喝。”事后才得知，在他们到达前的几小时，法国共产党首脑莫里斯·多列士刚与赫鲁晓夫会晤，告诫他说，他会会见一群危险的反动分子。很显然，这位法共首脑的话直接影响了赫鲁晓夫的情绪。
萨特觉得必须给赫鲁晓夫一个回敬。11月，接到捷克作家协会向他和西蒙·波娃发出的邀请后，他借题发挥说，如果西方作家的部分遗产被他们的东方同行视为“颓废”，那么，东西方对话就无从谈起。萨特提到几个月前在列宁格勒会议上被挑出来的三个“颓废派作家”--弗洛伊德、卡夫卡和乔依斯，他说，正是这三个人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65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在苏联避暑期间，单独顺道前往赫尔辛基出席和平、民族独立和全面裁军大会。传记作家A·马德森写道：其时，正值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在美国扩大征兵，以便在南越集结一支大规模的美国军队。中国共产党谴责俄国人在越南问题上的中立态度，称他们为通敌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紧接着，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卡夫卡不再被视为颓废派，爱伦堡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重新获得发表的权利，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新露面。
西蒙·波娃和萨特游览了立陶宛，还参观了普斯科夫的普希金庄园。回到莫斯科后，他们的老友爱伦堡告诉说，现在最重要的出版形式是私下出版。曾被审查员们宣判为不准发表作品的作家们，让朋友帮助打印和誊写作品，这种极其吸引人的地下文学，正在和官方文学作品平分秋色。西蒙·波娃读了尤里·丹尼尔的一个用法文私下出版的短篇小说，还读了另外一个作家用英文发表的小说《冷冰冰的人和其他故事》，她发现他们用讽刺的笔调谴责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但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即便如此，两位作家仍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为此，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参加1967年的苏联作家联盟大会；而1968年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同苏联永远断绝来往。
3. 苏军坦克，怎能摧毁这万众一心的抵抗呢
苏军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天，西蒙·波娃和萨特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向共产党报纸《国家晚报》发表谈话，他把苏联称作“战犯”。3个月后，西蒙·波娃和萨特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状态反对瓦茨拉夫广场上的苏联坦克。
他们观看了由捷克人在那个悲剧之夜以及随后一天拍摄的纪录片，一个个怵目惊心的镜头，使得他俩对苏军的侵略行径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捷克朋友也让他们俩看由俄国人拍的纪录片--它们在苏联到处放映，解说词纯粹是颠倒黑白。举个例子吧：在某个部的地窖里找到武器后，便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们的弹药库。这个苏联版的纪录片也在布拉格上映，其歪曲和欺骗暴露无遗。
同他俩交谈的每个人，都会谈到有关十四大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公然无视占领者，秘密举行了这一次大会。大会旨在使社会主义改革合法化，并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交谈，他俩确认捷克之春的目的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新政权想做的是摒弃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统治和警察手段；是以诱导代替强制；是通过人民秘密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指定领导者，是让工人掌握政治权力，承担经济责任--他们想把真正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如今，俄军的铁蹄蹂躏着他们的国土，扼杀了杜布切克的含笑的社会主义，他们愈发紧密团结，反对占领。
那么，苏联干涉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朋友斯韦特拉娜认为，苏联官僚们是被布拉格打算彻底揭露审判真相的想法吓坏的；老百姓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但不支持其中哪个特定的成员；那些要为审判负责的人就面临着被另一些受到较少牵连的人排挤的危险。”西蒙·波娃这样描述道。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莫斯科不能忍受放弃集权，他们非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支配下不可，他们无法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争取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要求。
在离开布拉格的时候，西蒙·波娃和萨特怀揣着比抵达时大得多的希望，乐观地认为：苏联侵略军的坦克，怎么能摧毁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抵抗呢？
4. 埃及：拾捡文明碎片
近些年里，除了越南战争外，对西蒙·波娃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便是阿以“六日战争”了。
埃及是她从孩提时代就盼望了解的国家，尼罗河、金字塔、梅农的塑像对于她充满了吸引力，令她一直心往神驰。她和萨特决定访问埃及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也都接受他们也去另一个国家访问的想法。
1967年2月，应纳赛尔发言人兼《金字塔报》总编海卡尔邀请，他们乘飞机抵达开罗。那里，有收藏大量珍贵文物的博物馆，使你不能不惊叹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厚重；落日下郊外的金字塔，以神奇的抽象派雕塑，使你忽然想到某些超现实主义绘画；开罗还有少数从古城墙留下来的垒门建筑，堪称壮丽；还有苏丹哈桑的清真寺中，那三柱廊尖塔、伸到纪念碑门口的雄伟的阶梯以及与之相称的清真寺内景，都令你不能不流连忘返。
埃及政府拨出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他们于是遍访历史遗迹，拾捡文明碎片。此外，他们还走访了工厂和村庄，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着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卡姆希什的村庄参观，并受到了精心组织的欢迎。这个村庄由于同封建地主作斗争而闻名。纳赛尔试图进行的农业改革遭到了封建地主的顽强阻挠，政府发现了许多地主杀害农民的案件。卡姆希什村也不例外，该村一位教师--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因领头与地主费克基斗争而被暗杀。政府逮捕了费克基一家，并成立了消灭封建主义委员会，号召各地以卡姆希什为样板，积极开展反封建斗争。当西蒙·波娃和萨特一行在当地行政官员的陪同下来到这个村庄时，一大群村民出来迎接，标语上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并尽力放开喉咙高呼：“萨特万岁！西蒙万岁！”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穿黑衣服的农家妇女高呼：“西蒙万岁！西蒙万岁！”
不过，这次旅行没能了解到任何与贫苦雇农生活条件有关的情况。只是知道农妇们不到至少生下五六个小孩，是不愿避孕的。雇农们把儿子视作宝贵的财产，他们年老时需要儿子耕种土地。纳赛尔已发动了鼓励控制生育的运动，但收效还不太明显。
纳赛尔还主持制定了男女平等的宪章。但伊斯兰教反对这种平等。西蒙·波娃遇到几个埃及女权主义者，从而得知这里的妇女根本享受不到与男子同样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和经济权。西蒙·波娃应邀在亚历山大大学演讲时，便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在开罗作的一次演讲中，她又措词激烈地指责埃及男子在对待女子时，活像封建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并从他们自己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而英勇奋战这一点出发，对他们不平等对待女性的立场进行了谴责，赢得了听众中一大群女子的拼命鼓掌。
旅行接近尾声时，纳赛尔在赫利乌普利斯他的住处会见了萨特一行。在西蒙·波娃眼中，纳赛尔根本不像一些不怀好意的摄影者拍的照片那样“露出白牙窃笑”，他的声音、他的表情透出一种沉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忧郁的魅力。
他们被带往边境。以色列的旗帜在迎风猎猎飘扬。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驻扎着戴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士兵。萨特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一番交谈。萨特总希望找到一个能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坚持要把犹太人从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赶出去。
5. 以色列归来：战争只不过是个遥远的威胁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取道雅典飞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方面出面邀请他们的是包括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各方人士在内的接待委员会。参观梅尔哈里亚集居区时，统一工人党领袖梅尔·约厄里在那里欢迎他们，并与萨特作了一席长谈。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则与一群妇女聊了一通。在最早一个集居区--“集居区之母”达加尼亚·B，以色列议会议长卡迪什·路兹陪他们在社区食堂吃了午饭，议长的妻子深情地回忆起当初如何挥汗如雨从零起步创基立业的过程。
他们与这个民主国家的各种派别、各种组织、各种职业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接待了包括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在内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不久后，萨特接受了一份由弗拉帕编辑的评论杂志《新视野》编辑人员的采访，他在总结旅途印象时说：
“我从没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到一个以色列的公民应有的权利。”
在耶路撒冷，他们同阿拉伯人作了最后一次接触。“我们一路交谈、争论、收集情况，一路察看以色列的乡村和城镇--加利利、泰布尔、约旦河、至福山、太巴列湖。在小时候，我曾激动地为这些神圣的地方做过梦，现在一看，它们不过是些世俗的场所。在那片绿色的世界里，我找不出那些曾被耶稣的双脚践踏过的灰土飞扬的秃山丘……”
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不同境遇中完成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旅行。每个国家的要求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接受。埃及不会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不会接纳100万巴勒斯坦人。但双方都说渴望和平，以色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为开展工业化和沙漠灌溉化建设，埃及当然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因此，在西蒙·波娃他们看来，战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但是，回到巴黎后不久，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已，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很可爱”。在西蒙·波娃心目中“都很可爱”的这两个国家终于兵刃相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