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许多知识分子研究西方文化是为了借鉴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的互相影响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这项研究中，必须要涉及到基督教这个近2000年来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基督教，就必须了解其创始人--公元1世纪上半叶时犹太教的一位宗教活动家，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由于耶稣是基督教的崇拜对象，在过去的近20个世纪中，信徒们给他加上了许许多多神圣的光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使后人对他的研究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

　　对耶稣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在信仰中寻求理解”。这类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对非信徒或那些想要“在理解中寻求信仰”的人们来说，却不见得有太大的说服力。另一种途径是从历史资料出发不涉及信仰地研究历史上的耶稣，试图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探索耶稣的本来面貌。这类研究著作在国外虽早已硕果累累，但在国内却几乎还是一块空白。近十几年来，我在国内一些高等院校里向同学们介绍基督教文化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耶稣其人”。在教学中，我一直试图对《福音书》中耶稣的言行寻求一种合乎一般逻辑的解释，对一些只有从信仰出发才能理解与接受的内容则尽力回避或不作解释。据反映，这种做法既没有伤害信徒们的宗教感情，又使非信徒大体上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听得下去。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首先是我的学术水平有限，其次是研究资料的处理。《圣经》中的《福音书》虽然是从信仰出发，为加强信仰而编写的书，但它毕竟是现在有关耶稣生平的最详尽的资料；《死海古卷》中的有关资料虽然较《福音书》更有历史价值，但又过于简略。因此，我只好仍然以《福音书》为“经”而用一些我所知道的可靠资料为“纬”来编织历史上的耶稣。耶稣既然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言行就应该符合一般人所共有的规律，这样，就不得不对《福音书》中的记述加以解释或引申。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不想走“从信仰到信仰”的老路。例如：

　　耶稣与施洗约翰的关系：他们的主张为什么如此一致？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耶稣、施洗约翰与艾赛尼派有什么关系？

　　耶稣的思想体系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

　　耶稣是改革犹太教还是要创立一个新宗教？

　　耶稣所行的“神迹”有没有符合一般逻辑思维的解释？

　　犹大的叛卖有没有思想基础？难道仅仅是上帝的安排吗？……

　　我冒昧地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了许多补充，目的就是要把信仰中的基督复原为历史的“人间的耶稣”。

　　拙作《人间的耶稣》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信仰者批评我离经叛道，不屑一顾；研究者认为我知识浅薄，志大才疏。这两种反应都在我意料之中。对于前者，我并不感到内疚，因为这本小册子本来就不是描述信仰的书；对于后者，我表示哀心的谢意，同时也感到十分惭愧，特别是我读完阿尔伯特·诺兰的《基督教之前的耶稣》和约翰·克罗桑的《耶稣传》之后，更感到无地自容。掩卷反思，我决定抽时间对《人间的耶稣》进行修订。恰巧郭锷权先生建议我将该书修订成《耶稣传》纳入他主编的《巨人百传丛书》中。犹豫再三，我终于再一次冒失地答应下来。尽管我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限于学力，本书肯定仍然不能尽如人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一直主张在学术研究方面吹毛求疵不是刻薄。我衷心地希望读到本书的学者、读者对本书提出坦直的批评与指教，帮助我提高水平，幸甚！幸甚！

　　本书从开始就得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马爱德博士的大力协助，尽管他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仍然耐心地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与忠告，并且亲自执笔为本书提供了一些素材。如今马爱德博士已先我作古，谨以此书作为对他的悼念。

　　如今，信仰中的基督可以说已经定型，但人们对历史上的耶稣的认识却正因有关历史资料的发现及研究而不断获得新的理解。后者会影响前者，甚至能丰富前者。因此，信仰者也应该重视对历史上的耶稣的挖掘与研究，首先研究他所处的时代。


　　1. 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1）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古称为迦南（亦译“客纳罕”，这是中国天主教使用的汉语译名，下同），这里的土著居民称为迦南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游牧部族由北方进入迦南地。他们人数不多，文化也不如迦南人先进，但强悍好斗，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在迦南取得了立足之地。迦南人因为他们来自幼发拉底河彼岸，故称之为“希伯来人”（意思是“来自幼发拉底河彼岸的人”），他们则自称为“以色列人①”。
① 按《圣经·创世纪》记载，古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曾在约旦河的雅博渡口与天使摔跤并获胜，于是耶和华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与神与人较力都是优胜者”。可知“以色列”含有“强者”的意思。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从人数上说是绝对少数，从实力上说又处于绝对劣势，要在强敌包围之中生存，必须自强不息，因此自称“以色列人”，可能含有激励自己的意思。

　　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下来后，在迦南文化的影响下，逐渐由游牧社会进入半畜牧半农业社会，并繁衍成十二支派（支派相当于部落）。公元前1223年，埃及法老征服迦南后于公元前1221年立的纪功碑是现存有关以色列人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碑上记着说：“以色列已化为废墟，但它的人民并未绝灭。②”根据这项文献可知古以色列人确实曾被埃及人征服过。公元前12世纪，塞浦路斯岛上的非利士人（培肋舍特人）由海上向东侵入迦南，开始称迦南地为巴勒斯坦。从此，以色列人就处于迦南人和非利士人的包围之中。在部族冲突中，以色列人由于文化落后，经常处于劣势，各支派首领逐渐认识到，要想摆脱异族的压迫，以色列各支派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约公元前1050年以后，以色列各支派在先知撒母耳（撒慕尔）领导下逐渐趋向联合。约公元前1030年，年老的撒母耳立便雅悯（本雅明）支派的扫罗（撒乌耳）为以色列王。扫罗一面致力于抵抗非利士人的欺压，一面致力于统一以色列内部各支派，奋斗了近20年，终于使以色列十二支派组合成南北两个集团：
② 引自《基督教史纲》（上），杨真著，三联书店，1979，第5页。

　　北方集团拥护扫罗为王，南方集团拥护犹大支派的大卫（达味）为首领。公元前1010年，扫罗率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会战，不幸战败牺牲。大卫继承扫罗的事业，南征北战，奋斗了7年多，终于在公元前1003年统一十二支派，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大卫是一位英明的国王，他对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对外巩固国防，扩张领土，逐渐把以色列王国建成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富强国家。公元前970年，大卫去世，其子所罗门（撒罗满）继位。所罗门充分利用大卫奠定的政治、经济基础，重新划分十二支派领地，进一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组织商队，开拓国外贸易，同时大力开展外交活动，与南方强邻埃及联姻，又联合北方的推罗（提洛）共同发展海上贸易，国势蒸蒸日上，成为以色列民族的黄金时代。可惜，所罗门晚年沉湎酒色，吏治腐败，国库空虚，不得不加重人民的劳役负担以维持统治者的腐化生活，从而导致原来南北两集团的矛盾不断加剧，政局发生动荡。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去世，其子罗波安（勒哈贝罕）继位，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发生分裂：北方集团仍称以色列王国（即北国以色列），南方集团仍由大卫家族统治，称犹大王国。内部分裂使以色列人从此一蹶不振，又成为一个备受强邻欺凌的弱小民族。北国以色列自建国之日起政局一直动荡不稳，篡弑频仍，二百多年间竟改换了19个王朝，终于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有两万七千多名以色列人被掳往亚述。南国犹大虽然政局较为稳定，但因人少地薄，国力衰弱，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耶路撒冷的犹大王室、贵族、祭司、工匠等全被掳往巴比伦。这批被掳的以色列人（主要属犹大支派）史称“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取代了新巴比伦王国。为了加强西部边防以抵抗希腊人向东方扩张，波斯王古列（居鲁士）于公元前537年允许一部分被掳往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返回祖国。这些“巴比伦之囚”返回耶路撒冷后，一面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一面着手恢复宗教生活，编辑《摩西五经》（《梅瑟五书》），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公元前516年，耶路撒冷圣殿修复后又发生了宗教分裂。原来，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将一部分北国以色列人掳走后，曾将一些外族人移来居住，一些未被掳走的以色列人逐渐与移来的外族人通婚，他们的后裔被称为“撒玛利亚人”（撒玛黎雅人）。撒玛利亚人认为自己也是以色列人，因此，从巴比伦回国的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圣殿时，他们也要求参与其事。但返国的“巴比伦之囚”认为他们血统不纯正，宗教上也混杂了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同胞，拒绝他们参加重建圣殿的工程。撒玛利亚人不服，一面对重建工程进行干扰，一面向波斯王控告返回的以色列人意图造反。他们的活动没有得到波斯王的支持。结果，当耶路撒冷圣殿重建后，撒玛利亚人便在基利心山（革黎斤山）上另建圣殿与耶路撒冷圣殿对抗，于是双方在宗教上正式分裂。不久，从巴比伦回来的以色列人中有一些人（包括一部分祭司）也热衷于与外族人通婚。大部分以色列人坚决反对这种杂婚行为，为标榜自己在血统上和宗教上都是纯粹的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自称为“犹太人”（后来，人们就逐渐用“犹太”这个名词代替了“以色列”），他们信仰的宗教也正式称为“犹太教”。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精兵数万占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再一次遭到异族人的洗劫。两年后，亚历山大灭波斯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帝国境内强制推行希腊文化，对犹太文化传统构成了严重威胁。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帝国分裂，其大将托勒密（Ptolemy）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大将塞琉古（Seleucus）在叙利亚建立塞琉古王朝，双方为争夺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不断进行战争。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统治下周旋于南北两大国之间，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公元前200年，叙利亚战胜埃及，占领了耶路撒冷，大力推行希腊化。公元前175年，叙利亚王安条古四世下令取缔犹太教，禁止犹太人守安息、行割礼、读《摩西五经》，没收耶路撒冷圣殿的财产，把圣殿改为宙斯的庙宇祭祀偶像，并推行异教节令，力图消灭犹太文化。一部分虔诚的犹太人被迫逃入旷野，离群索居，以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些人被称为“哈西典人”（sidim，意为“虔诚者”）。公元前167年，犹太人因不堪叙利亚人的压迫，在祭司玛塔提亚的率领下奋起反抗，爆发了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宗教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史称“玛加伯革命”。公元前165年，犹太起义军在犹太·玛加伯率领下收复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恢复对民族之神耶和华上帝的祭祀。公元前142年，起义军终于迫使叙利亚承认犹太王国独立。公元前128年，犹太人摧毁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的圣殿，继而征服撒玛利亚，加剧了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崛起于欧洲并征服了叙利亚。公元前63年，犹太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双方相持不下，竟派代表赴叙利亚请求罗马统帅庞培裁决。庞培乘机进兵巴勒斯坦，占领耶路撒冷，把犹太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犹太人民族复兴的期望又破灭了。公元前37年，以东人希律（黑落德）获得罗马帝国的信任，被罗马政府封为犹太王，史称“大希律”。大希律是位很精明的政治家，深知自己要在犹太建立稳定的统治，不仅要靠罗马人的信任，还必须得到犹太人的承认。所以，他一方面大兴土木重建撒玛利亚城，并在撒玛利亚西北部地中海东岸修建了一座希腊化港口城市，命名为凯撒利亚，以取悦罗马皇帝凯撒；同时，他下令按照所罗门圣殿的蓝图重修耶路撒冷圣殿，以笼络犹太民心。他还利用自己在罗马的政治影响尽力保护那里的犹太侨民。这些措施大大地缓和了犹太人对他的反抗情绪，巩固了他在犹太的统治地位，公元前4年，大希律去世，巴勒斯坦由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统治，称为“分封王”：希律·亚基老（阿尔赫劳）统治巴勒斯坦西南部（包括撒玛利亚及以东）；希律·安提帕统治加利利（加里肋亚）和庇里亚（培勒雅）一带；希律·腓力（斐理伯）统治加利利东北的以土利亚（依突勒雅）和特拉可尼（特辣曷尼）一带。公元6年，希律·亚基老统治下的犹太人不堪其暴虐统治而向罗马请愿，凯撒大帝下令废除亚基老，派总督驻节凯撒利亚直接管辖他所统治的地区并派兵进驻耶路撒冷。从那时起直到公元39年，犹太本土就由罗马直接统治。约公元8年，罗马政府下令对犹太人口及财力进行普查，为征税做准备，于是爆发了以加利利人犹大为首的犹太民族起义，他们的口号是“上帝以外没有王”。起义军遭到罗马驻叙利亚总督的残酷镇压，两千多名起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残余的起义者转入地下，组成奋锐党（热诚者）继续反抗。

　　公元26年，罗马皇帝提庇留（TibriusCaesar）委任本丢·彼拉多为犹太总督①。年轻气盛的彼拉多到任之初的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把他的部队从凯撒利亚调往耶路撒冷冬季营房时，乘夜将饰有罗马皇帝肖像的军旗悬挂在城门上。原来罗马帝国规定，帝国统治下的人民必须尊奉罗马皇帝为最高权威，向皇帝的肖像行跪拜之礼。公元前63年罗马人征服犹太时，曾迫使犹太人遵行这项规定，但犹太人认为向皇帝像行礼无异于敬拜偶像、违背《上帝十诫》，拒不妥协。罗马人为求安定政治局势，只好容忍迁就，允许犹太人例外。如今彼拉多把带有罗马皇帝肖像的军旗悬挂在耶路撒冷城门上，使进出城门的犹太人低头而过，也就等于向罗马皇帝行礼了。这项措施当然引起了犹太人的反对。大祭司该亚法与其岳父前任大祭司亚那商议派人鼓动法利赛派到彼拉多的驻地凯撒利亚去请愿，要求彼拉多撤掉军旗。于是，以法利赛人为主的约5000名犹太人一起到凯撒利亚去在彼拉多的总督府前静坐示威。他们并不呼喊反对罗马政府的口号，而是日夜祈祷，向上帝呼求。双方僵持了几天，最后，彼拉多忍不住了，他想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来瓦解犹太人的请愿。他差人把为首的一名法利赛人带到面前，对他说：
① 1961年在凯撒利亚发现了一块石碑，是献给罗马皇帝提庇留的，碑上刻着：“本丢·彼拉多”，犹太的地方官。

　　“你立刻给我回家去，否则我就杀了你！”

　　那个法利赛人昂然站在彼拉多面前，毫不惧怕地说：

　　“只要你把悬挂在耶路撒冷城门上的大旗取下来拿走，我们自然会回家去。”

　　彼拉多怒不可遏地大吼道：

　　“我先把你杀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去吗！”

　　十几个罗马士兵立刻拔刀在手，声势汹汹地把那个法利赛人围在中间，但他却从容地把衣领解开，露出脖子，伏在地上等着被杀。其他请愿的犹太人全都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解开衣领，宁死不散。彼拉多被这意外的举动吓呆了。他沉思了很久，终于屈服在这群手无寸铁的犹太人手下，下令把大旗从耶路撒冷的城门上取了下来。彼拉多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了，他尝到了法利赛人“软拳头”的厉害，知道要制服这些倔强的犹太人并不那么容易。①

　　过了不久，彼拉多又采取了第二个行动。他宣称耶路撒冷城水源不足，要从伯利恒引水到耶路撒冷来。这本是一件大好事，但彼拉多却借口经费不足而强行动用圣殿银库的基金。这基金是犹太人向上帝奉献的什一税，是用来举行祭祀、维修圣殿和维持祭司生活的专用基金。彼拉多擅自动用这笔专款完全是对圣殿的藐视，这是犹太人所不能容忍的。彼拉多决心孤注一掷，派兵身带武器，化装混入平民队伍，故意挑衅，制造混乱，用棍棒镇压了敢于反抗的犹太人。撒都该派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但他们被迫带头妥协。彼拉多终于挽回了自己的面子。②
①② 参见约瑟弗斯《古犹太史》。

　　彼拉多在第二个回合中虽然占了上风，但却更加引起了犹太人对罗马帝国的敌视，以加利利奋锐党为主的强硬派犹太人加紧到处串联，酝酿武装暴动，政治局势日益紧张起来。到了30年代，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的先知向他的追随者说，当初摩西曾将一批圣器（举行宗教礼仪用的器皿）埋藏在基利心山的某一个地方，煽动一大群人和他一起到山里去寻找宝藏。彼拉多得到消息，认为这群人“有武装”，就派兵把他们包围起来，经过激战，许多群众被杀，一些人逃跑，一些人被捕后处死。事件发生后，撒玛利亚人向罗马派驻叙利亚总督控告彼拉多滥杀无辜，他们申辩说到基利心山去寻宝完全是和平的宗教活动。于是，叙利亚总督将事件上报罗马元首，并命令彼拉多回罗马接受审查，从而结束了彼拉多的政治生命。这件事再一次反映出彼拉多对大批群众聚集活动的疑惧，他担心在这类和平集结的形式下隐藏着武装反抗，宁可先发制人，镇压群众。因此，他对犹太教拿撒勒派领袖耶稣的镇压是极可能的。

　　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自命为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然而，纵观以色列民族史，除大卫、所罗门统治的几十年外，这支天之骄子却备尝民族压迫及亡国之痛，实际上是一个“天之弃儿”。难怪《旧约圣经·诗篇》第二十二篇的作者发出了撕裂人心的哀号：“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犹太民族大事年表

续表

　　2. 公元1世纪20年代末期犹太人的经济状况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路加福音》六20～21）

　　巴勒斯坦北部平原较多，居民多从事农业。农作物以小麦、大麦为主。约旦河谷雨量充足，居民多种植葡萄园及无花果。南部多山，雨量较少，居民多从事畜牧业或种植橄榄树。家畜以羊为主，此外有牛、骆驼、猪等。

　　加利利海（今称太巴列湖）附近居民从事渔业。

　　犹太人的手工业不太发达，主要有纺织、漂染、榨油、陶瓷、制革、木工、石工、建筑、剪裁、制盐、采矿、冶炼等，这都是受人尊敬的行业，但由于商业不发达，生产量极少，从业者不会富有。

　　服务业如运输、旅店、副食、清洁、理发等属下等行业，从业者不太受人尊敬。放高利贷和兑换银钱也属服务业，但从业者被视为罪人。

　　犹太人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商业不发达，原因有二：第一，犹太人一贯重农轻商。他们认为弃农经商是不重视上帝赐给他们祖先的产业——土地；第二，犹太人也轻视运输业，从业者少，加上人民生活贫困，铤而走险的事时有发生，货物运输很不安全。运输困难直接影响了商业发展。公元1世纪20年代犹太最大的商业中心是耶路撒冷，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当时由大希律①开始的重修圣殿工程尚未最后完工，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做工，必须调动相应的材料供应、运输、饮食、住宿、商业等为之服务；第二，犹太人经常在圣殿里献祭，祭品有羊羔、牛犊、鸽子、斑鸠、初熟的果实、面、油、木料、香料等，这些祭品不可能由献祭者随身携带，要在耶路撒冷购买，于是商业服务就应运而生；第三，犹太人每年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帐篷节，凡有条件的犹太人都要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献祭，还要在这里消费其一年收入的1/10，所以每到节期，圣殿附近，甚至圣殿的院子里，都聚满了出卖祭品和兑换银钱的摊贩，形成商业高潮。
①大希律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始于公元前20年，圣殿的主体工程历时一年半完成，其他部分直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初才全部完工。

　　犹太人的自然条件较差，人民生活本来就十分艰苦，再加上数目惊人的捐税，使当时的犹太人大半陷入贫困之中。犹太人的捐税分为两大类：宗教捐税和罗马关税。宗教捐税除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将全部收入的1/10捐献给圣殿（即“什一税”）外，每个犹太成年男子每年还要缴纳两个达玛（Drach－ma，一种希腊银币）作为圣殿的维修费（即“殿税”），此外还有各种自愿捐献和献祭的祭品。罗马关税包括财产税、人头税和货物税。财产税和人头税由罗马官吏直接监督征收，罗马政府每14年进行一次的户口调查就是为征收这两项税收作准备，这是罗马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货物税由犹太税吏替罗马政府征收。罗马地方政府每年将某个地区的收税权以投标的方式授予付出定额最高的犹太税吏；这种高级税吏往往再用承包的方式将收税权交给其他低级的税吏去征收。这些直接收税的税吏依靠罗马政府的势力，使用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来鱼肉百姓，大发横财，使本来已经相当贫困的犹太人更加贫困，形成了政局不安的因素之一。

　　因此，从经济地位来看，公元1世纪上半叶犹太社会中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鸿沟的一边是希律王族、上层祭司、高级官吏、富商以及薄有财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口方面是少数，却掌握着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文化层次较高。鸿沟的另一边首先是农民，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年成好时可以自给自足，如遇天灾人祸，就极有可能倾家荡产，沦为佃农或游民；与农民地位相似的还包括下层祭司、低级官吏、普通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匠、小商贩、自由职业者，他们靠出卖劳动和技艺生活，一般来说能够养家糊口，但收入不稳定；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佃农、游民、苦力、乞丐、丧失劳动力的病残者、孤儿寡妇、妓女、奴隶等，他们生活无保证，绝大多数靠别人施舍为生。由于经济地位低下，鸿沟这一边的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而且大部分是文盲，他们的文化知识主要靠口传教育及犹太人会堂中的宗教教育。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地位的分化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结构状况。


　　3. 公元1世纪20年代末期


　　犹太人的社会结构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路加福音》—52）

　　犹太人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到公元1世纪2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集团：

　　撒都该派（Sadducees）：是罗马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其成员全是祭司和贵族。他们把持着大祭司的职位，控制着犹太人议会的决定权，享用全体犹太人民奉献给圣殿的什一税和各种献仪。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盖法）和他的岳父前任大祭司亚那（亚纳斯）。撒都该派在政治上与罗马统治者妥协，不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但他们与罗马统治者也有矛盾，例如，大祭司主持宗教礼仪时穿的法衣平时锁在法衣柜里，但法衣柜的钥匙却掌握在罗马官员手中，大祭司要穿法衣必须到罗马官员那里去领取钥匙，这种情况往往使他们感到十分尴尬。撒都该派为了维持其垄断圣殿崇拜的特权，也强调《摩西律法》的权威，但不相信复活、灵界和天使。法利赛派蔑视撒都该派这种自封的宗教特权，认为圣殿崇拜是法利赛派的职责。艾赛尼派则拒绝参加撒都该派所垄断的圣殿崇拜礼仪，并指责那是“败坏了的”礼仪。

　　希律党人（Herodians）：其成员为坚决拥护希律王朝的犹太人，积极配合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人数不多。

　　法利赛派（Pharisees）：“法利赛人”一词来源于希伯来文Peruschim，意为“隔离者”，因为他们强调与异己者完全隔离。法利赛派的成员大部分是平民，也有少数犹太经师、富商及中产知识分子。他们在文化与宗教方面严格维护犹太教的传统与生活习惯，极力反对希腊化，兢兢业业地以身作则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是严格的犹太正统派，但却过于追求表面形式。他们强调遵守《摩西律法》，为了有效地抵制希腊文化的侵袭，使《律法》适应环境的变迁，将《律法》重新解释，称这些解释为“口传律法”，全是些琐碎的生活守则。这些守则后来被编辑成了《米示拿》（Mishna），成为犹太教经典之一。法利赛派在政治生活方面原是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在武装斗争中屡遭挫败，遂转而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对罗马统治者抱不合作态度，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在经济生活方面，法利赛派强调自食其力，所以他们大都掌握一门技艺，如织帐篷、木工、陶工等，生活属中产阶级，虽不算富有，但很受人尊敬。公元1世纪20年代末期，耶路撒冷共有约6000名法利赛人，约占全城人口的1/10，但在为数70人的犹太人议会中却拥有多数席位。法利赛人在耶路撒冷有自己的社团组织，经常在安息日前的晚上定期聚会。社团的首领多数是犹太教经师。加入法利赛派社团的手续相当严格，要经过一个月至一年的考验期，证明能够严格遵守《律法》，通过考验后，还要在经师面前宣誓。社团规则主要有两条：一是什一献仪，即经常捐献自己收入的1/10，为了严格执行什一献仪，他们甚至在市场购物时主动按所购物品价值的1/10直接捐献给祭司，以防止商人逃避什一税；二是取洁规则，如进餐前必须洗手，接触过不洁之物后（如猪、兔、骆驼或血液、尸体、粪便等）必须举行特定的取洁礼，否则便属于不洁者，不能参加共同活动。虔诚的法利赛人还要头戴经匣，表示严守《律法》。经匣内有一小块羊皮纸，纸上抄写着《申命记》第6章第4～5节经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总之，法利赛派是严格的犹太正统派，但因过于追求表面形式而流于教条主义与繁琐主义，变得骄傲自义，失掉了敬虔精神，有人甚至成为哗众取宠的伪善者，被耶稣指责为“假冒为善的人”。

　　奋锐党（Zealotes，亦译“热诚者”或“吉拉德人”）：是激进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其成员主要是游民、乞丐、贫苦的手工业者及小商贩。他们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是极端派，除耶和华上帝以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不服从罗马政府的任何法令，不向罗马政府纳税，认为这不仅是爱国行动，而且是神圣的护教行动。他们激烈地反对撒都该派的妥协投降，也不满意法利赛派的消极抵抗，而是狂热地相信用暴力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才是犹太民族复兴的惟一道路。公元8年，犹太人在加利利举行的武装暴动就是奋锐党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一部分极端派以旷野或山洞为基地，不时进入城市暗杀罗马官吏，因而被称为“匕首党”（Sicarii，亦译“短刀党”或“西卡里”）。到公元1世纪20年代末，奋锐党又积极地酝酿一次全国性的大起义。

　　艾赛尼派（Essenes）：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反希腊化的哈西典人。他们由于逃避叙利亚人的迫害而遁入旷野或山洞，组织独立的社团，与外界不相往来。到公元1世纪20年代末期，该派人数共约4000人。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异族压迫和撒都该派的妥协投降，但又认为时机不到，不宜用暴力争取民族解放。在宗教上，他们强烈地反对撒都该派祭司贵族把持耶路撒冷圣殿，拒绝到圣殿去献祭。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完全洁净的以色列人，拒绝与他们认为不洁的、腐化的或迂阔地死守陈腐教条的人来往。他们在社团内部实行财物公有，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畜奴，强调自食其力，社团成员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过严格的禁欲生活。

　　艾赛尼派内部又有艾赛尼社团和库姆兰社团（亦译“昆兰社团”）之分。两者的指导思想、社团规章等大同小异，如“要脱离邪恶之人的居所，到旷野之地去。照着经上说的，在旷野为上主预备道路，在沙漠修直上主的路”

　　（第一库姆兰洞，社团规章，第8章第12～14节），“疯子、狂人、愚者、盲人、伤残者、跛者、聋者、小孩不准进入这团体，因为神圣的天神寓居在此团体内”（第一库姆兰洞，《撒慕尔》第2章第3～9节）等；非正式成员不得参加社团的“共食”；要成为社团的正式成员须经过一年的试验期，通过考验后，可参加社团的取洁礼，再过两年，正式宣誓把全部财产献给社团、遵守社规、服从领导、严守秘密，才能成为社团的正式成员，参加社团的“共食”。“如果任何会员不据实申报其财产，则禁止其参加取洁礼一年，并只能接受分配给1/4食物。”（第一库姆兰洞，社团规章，第6章第25节）社团成员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用于灵修（包括祈祷、默想、读经、抄经等），其余时间都从事生产劳动；安息日严禁做工；要按时守斋等。所不同的是，两派虽然都不向耶路撒冷圣殿献祭，但艾赛尼社团允许其成员到圣殿去进香，而库姆兰社团则完全否认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司制度；艾赛尼社团禁止其成员结婚，社团中无女性成员，用收养男孩的方法来保持社团的延续，而库姆兰社团则为了保持社团的延续允许其成员结婚，男女混居，因此，有人称库姆兰社团为允许结婚的艾赛尼派。艾赛尼派成员还在耶路撒冷城内成立了小社团，不过，他们严格地不与外人来往。

　　此外，还有一个社团名叫“撒督人”（Zadokites）。1896年在开罗发现了一批文献，1910年以《撒督文献残篇》为名发表。学者们根据这一文献推论说，约在大希律统治时期（公元前39～前4年）有一批祭司不满意撒都该派的主张，在一位名叫“星”的人（参见《民数记》二十四17）的带领下被迫迁往大马士革，在那里组成了一个带有修道院特色的社团。这些祭司自称是所罗门王时代大祭司撒督的后裔，强调自己具有合法的祭司资格以对抗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当权的撒都该派祭司集团（当然，撒都该派也自称是所罗门王时代大祭司撒督的后裔以标榜其正统性）。学者们认为这个大马士革社团与库姆兰社团有关（见《死海古卷与圣经》第35～36页）。

　　总之，犹太人内部虽然由于政治利益、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不同而分成一些不同的社会集团或党派，但这些社会集团或党派却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对弥赛亚的期望。


　　4. “弥赛亚”的期望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四18～19；《以赛亚书》六十一1～2）以色列人虽然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他们却骄傲地认为自己的民族保护神耶和华上帝是统治世上万国万民的惟一真神，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宠爱的民族；这种亲密关系是由《西奈盟约》规定并保证的；以色列人的民族灾难是上帝因他们背离《西奈盟约》给予的惩罚；上帝绝不会背约，也绝不会抛弃他们。他们坚信只要悔改向上帝呼救，上帝一定会向他们伸出拯救的手，派遣一位大卫式的民族英雄来严惩敌人、重建繁荣富强的“大卫的王国”。这位拯救者被称为“弥赛亚”。

　　“弥赛亚”（Messiah）亦译“默西亚”，希伯来文原意为“受傅者”、“受膏者”或“经上帝祝福的人”。以色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民族，其政治领袖（国王）要经过宗教领袖（祭司或先知）代表上帝给他行过“傅油礼”才能得到人民的承认。傅油礼是主礼人把经过祝圣的“圣油”（用橄榄油加香料调制而成，亦称“圣膏”或简称“膏”）涂（或浇）在受傅者的头（或前额）上，表示上帝的拣选与祝福（这种涂油的动作有时也被译作“膏”），行过傅油礼的人就被称为“耶和华的受傅者”（简称“受傅者”或“受膏者”，音译为“弥赛亚”。后来希腊文意译作“基督”，意思是“救世主”）。以色列人被掳往巴比伦之前，“弥赛亚”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位现实的贤明的国王，受傅是他承受上帝恩宠的标记，受傅以后，他就充满了上帝的灵，按公义进行统治，实现上帝的意愿。《旧约圣经》中就有不少关于这种概念的描述。后来，每逢国难当头、重大自然灾害或统治者极度腐化民不聊生的时候，经常有先知挺身而出，宣称灾难的原因是以色列背离上帝应得的惩罚。他们一面代表上帝抨击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号召以色列人悔改，一面反复强调上帝给他们派遣弥赛亚的应许，以鼓舞他们生存斗争的信心，并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各种细节。到“巴比伦之囚”时期，“弥赛亚”的概念就逐渐被解释成一位把以色列人从异族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民族救星，对弥赛亚的期望也就成为以色列人凝聚、斗争、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以色列民族复兴运动的旗帜，其现实的政治含意多于抽象的宗教含意。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玛加伯革命取得的胜利使许多犹太人欢欣鼓舞地认为是上帝关于弥赛亚的应许的实现，然而，这次胜利却只像昙花一现，犹太人又陷入民族灾难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他们再一次惶惑了。这时，出现了《但以理书》（《达尼尔书》），作者在书中预言了一位驾着云彩从天而降的“人子”，给弥赛亚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宗教含意。不久，又出现了《以诺书》，该书作者进一步把“人子”描绘成一位超自然的人物，是上帝派来执行末日审判、创造新天新地的弥赛亚。公元前1世纪中叶，出现了《所罗门赞美诗》，作者预言上帝将派遣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来除掉统治耶路撒冷的异教徒，使流亡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那时世上万民都将皈依犹太教并到耶路撒冷来瞻仰弥赛亚的荣光。

　　“看哪，主为他们兴起了他们的王，

　　大卫的儿子，在你所知道的时候，

　　将统治以色列你的仆人，啊，上帝……

　　他将让异邦各族在他轭下劳作……

　　在他治下他们中不会再有不义，

　　因为一切都会是神圣的，

　　他们的王将是主弥赛亚。

　　（因为）他不再依赖战马、战车和弓箭，

　　也不再为争战而收集金银。

　　他不把希望建立在大量的战争岁月上……

　　他永远只用他口中的话来击打世界……”①
①转引自约翰·克罗桑《耶稣传》，高师宁、段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7页。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在艾赛尼派中又出现了“公义之主”的信念。这位“公义之主”并不是复兴犹太民族建立大卫王国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位为正义遭迫害致死的宗教领袖。他们相信这位受难的“公义之主”不久将再次降临统治世界、审判万民，只有皈依他的人才能得救。

　　到公元1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各阶层、各集团之间虽然存在各式各样的

　　分歧，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就是弥赛亚的降临。尽管他们对“弥赛

　　亚”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