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次会见斯大林
1939年秋季，朱可夫在苏蒙边界哈勒欣河大败日本关东军后，立刻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到人民委员部报到，重新分配工作。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政府颁布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的命令。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这是朱可夫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心情非常激动。接见时，房间中除了斯大林，还有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和朱可夫打招呼以后抽起烟斗，并向朱可夫问道：“你认为日军怎么样？”朱回答说：“与我们在哈勒欣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他们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但中高级军官训练差，缺乏主动性，习惯于墨守成规。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优越，但当以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来到以后，制空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了。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感兴趣地听着朱可夫的介绍，然后他又问道：“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朱可夫详细地汇报了苏军的士气，说：“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但是，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这个师的指战员训练时间很短，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扩编的。补充了不少刚入伍的新兵。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如果我们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会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强，特别是射击方面，稳操胜券的部队在整体上比日军强得多。蒙古部队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的损失很大。”
斯大林沉思片刻后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帮助。”
朱可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看到他很有兴趣地倾听他的讲述，于是继续说：“对于我们所有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欣河的战斗都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也会通过这次战役，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这时，加里宁插话问朱可夫：“你认为，日本政府入侵蒙古，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朱可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近期目标是夺取哈勒欣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欣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这时，朱可夫想到了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的战略态势问题，就向斯大林问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该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在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要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这次谈话，斯大林的外表，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以及听汇报时聚精会神的神情，都给朱可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 出任总长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了朱可夫，并聚精会神地听取了他的报告。尔后，斯大林对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吧。”
就这样，朱可夫便于第二天走马上任，当上了基辅大军区司令。到职后，待的时间不长，约有几个月时间，主要抓了一次大型战役战略演习。该演习的总导演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
演练的总题目的：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为背景，组织“红”、“蓝”两军的防御和进攻的战役战略演习。苏方为“红军”，德国为“蓝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上将扮演“红军”，基辅军区司令朱可夫扮演“蓝军”（即“德军”）。双方各自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设想以此作为战略情况基础。如在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次演习，要求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各军区和各集团军事委员和参谋长，各军事院校校长，教授和军事科学博士，各兵种监察部部长，各总部和总参谋部领导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大规模演习。
斯大林召见这次演习的总导演铁木辛哥，详细询问了演习的准备情况。问铁木辛哥，“谁扮演‘蓝方’？谁扮演‘红方’？”
这次演习预计达到的战略目的，是检查战争初期军队的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是否合适，有无抵御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总参谋部提供的作战背景材料，充分反映了法西斯德国军队最近在欧洲的行动。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此次演习的总讲评将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了演习的经过。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听到“红方”的失利感到气愤）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斯大林接着又追问道：
“‘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呢？”
担任演习中“红方”司令的巴甫洛夫想用一句俏皮话支吾过去，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演习中失误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显然很不爱听这句俏皮话。于是，严肃地批评了巴甫洛夫说：
“军区司令员应掌握军事学术，应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你在这次演习中没有做到这点，表现很差。”
回忆起来，这次演习充满着戏剧性情节。据朱可夫后来回忆，当时“红”、“蓝”军在“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在很多方面，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情况相仿。几乎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在演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朱可夫。一见面，斯大林就开门见山地对朱可夫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朱可夫意料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斩钉截铁、口气坚定。
当朱可夫明白了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表示感谢对他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好吧，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朱可夫到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那里。他微笑地对朱可夫说：
“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职务。”
朱可夫立刻启程奔赴莫斯科。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于2月1日，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接替了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工作，当上了苏军总参谋长。
战前五年时间里，斯大林下令更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换总长，使新任总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3. 良言苦谏
朱可夫上任后深感形势岌岌可危，战争迫在眉睫，于是便认真抓了战前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其实，在他上任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大将和瓦杜丁中将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只不过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估计形势，选错了德国军队的进攻方向，使苏军在战争初期造成重大损失。
斯大林错误地认为，法西斯德军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必定在这里。”
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确确实实犯了错误。
1941年2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这“—41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西部国境的筑垒地域，是从1940年初开始构筑的。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可是工程1941年6月还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2500个，其中1000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个只装备有机枪。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14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朱可夫援引总参谋部1941年4月14日就这个问题专门下达一个训令摘录，着重指出，一直到战争爆发也没有真正建筑起来。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做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根据斯大林的错误指示，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恰恰将主突方向选在西部方向，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最近。
这一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不得不在战争的前几天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这便贻误和失去了战机，给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斯大林在战前，轻信了情报部门向他提供的假情报，并对真情报做了错误的分析。作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和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并不了解那些情报。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后，从历史档案中才查明那些宝贵的情报，也弄清了斯大林在战争迫在眉睫情况下，仍听不进朱可夫正确分析和评估的奥秘。
明明知道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波边界、苏德边界大量集结军队，形势每况愈下，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下令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仍犹豫不决，生怕触犯了德国，影响两国关系，给人以口实，受人以柄。
直到1941年6月20日晚上，德军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向朱可夫紧急报告，从一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进入出发阵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获悉如此重大情报后，朱可夫立刻向斯大林报告。他依然忧虑。他问：
“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铁木辛哥果断地回答：“绝对不是。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朱可夫主张立即命令边境军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不同意。他认为“现在下令为时尚早，也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还一再叮嘱“边境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经过朱可夫的争取，下了一个命令，但将斯大林的命令也写进去。凌晨才将命令下去，使边境部队无所适从。过了三个半小时，德国法西斯军队就背信弃义，不宣而战。
德军发起总攻时，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里睡觉。朱可夫向他报告。开始，秘书不接电话，说怕影响斯大林休息。经过朱可夫一再坚持，才叫醒斯大林。他听朱可夫十万火急的报告后，在电话里沉默好长时间不表态。最后，让他们和政治局委员立刻到克里姆林宫来开会，说需要讨论一下。
人员到齐后，斯大林还坚持说：
“应该立刻给德国使馆打一个电话。”
不久后，德国大使主动找上门来，向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宣战书”。
斯大林顿时脸色苍白，木然地坐在那里，手里握着装满烟草的烟斗。沉思，一阵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沉寂。
朱可夫站起身来，建议立刻下令迎战、还击……
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前线一片混乱。为了集中智慧有效地统率这场战争，成立了统帅部。后来又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斯大林担任最高统帅。
为了摸清前线情况，斯大林于6月22日下午1点打电话通知朱可夫：
“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朱可夫问斯大林：“在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
斯大林答道：“让瓦杜丁留下吧。”
然后稍微带点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不必担心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情况不明，斯大林心里发慌，急于查明前线两军态势，和千方百计地打乱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闪击战进攻的布局。
在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曾以统帅部代表的名义深入前线组织、协调各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地指挥战略性战役，先后共有15次之多，而且不管深入到哪里，都备受下边方面军领导和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而敌人的情报机关一直在密切跟踪他的行动，他们都把他看作“克星”，一提“朱可夫”的名字都胆战心惊，恐惧万分。
朱可夫是杰出的总参谋长，临危不惧，头脑冷静，思维敏捷，洞察深刻，判断情况准确，是统帅最得力的助手。哪里告急，斯大林就把他派往哪里；几度临危受命，几度扭转败局，他上受最高统帅的信任，下受全体指战员的爱戴。他在人民心目中，是胜利的象征。
朱可夫火速飞抵乌克兰基辅后，经过深入调研，进一步了解到，7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下一阶段作战的指令，规定从博克元帅手中调出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派往两翼，其中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掉头向南，去帮助勒布的北方集团军群攻打列宁格勒。
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情况向他报告。随后，朱可夫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苏军状况和苏联物资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朱可夫拿着地图，列举了各个方面军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部队的进程，指明了德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德军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斯大林眉头紧锁，微微俯身仔细地看着地图。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善于察颜观色的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在一旁挖苦地问。
“我不知道德军将要行动的计划，”朱可夫回答说，“我们的建议是基于对敌军，首先是对敌人在战略性战役中起主导作用的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的分析提出来的。”
朱可夫继续报告说，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由于损失太大，最近不可能实施进攻战役；列宁格勒方向上的德军，在没有得到补充兵力之前，不可能夺取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德军正在与苏军对峙。朱可夫认为，苏方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可能利用这个弱点，向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带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神情问道。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得到炮兵加强的3个集团军。同时委派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说我建议由瓦杜丁担任。”朱可夫继续说道，“西南方面军必须全部撤过第聂伯河，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免被敌包围。”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蓦地站了起来。
朱可夫停顿了一下，他知道，放弃基辅对斯大林，对所有苏联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暗暗告诫自己，不能感情用事，作为一名军人在祖国和人民面前有责任提出自己认为当前惟一可能采取的建议。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紧盯着斯大林的脸色说道，“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的突出部，这个桥头堡可能被敌人用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斯大林冲着他一向依赖的总参谋长怒吼起来。
朱可夫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实在忍耐不住了，回敬道：“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请你冷静些，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斯大林烦躁地说，“你回去吧，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再叫你。”
半小时后，朱可夫迈着沉重的步子重新回到斯大林面前。
斯大林板着脸宣布，决定解除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斯大林问朱可夫：“你愿意去哪里？”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你刚才说到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反突击，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现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我一个小时后就赶去报到。”说完，朱可夫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要走。斯大林拉住了他的手，口气温和、脸带微笑地说，“请注意，你仍然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来来，我们再一起喝会儿茶，还可以谈谈别的内容。”
朱可夫勉强坐了下来，一小时后，他动身前往设在格查次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事实证明朱可夫是完全正确的。基辅会战历时一个半月，最后以苏军惨败而告终。9月19日，基辅失陷。约有65万名苏军官兵被德军俘虏，大量物资装备为德军缴获。一再坚持死守基辅的赫鲁晓夫，在基辅失陷前半小时时，同布琼尼、铁木辛哥乘飞机仓皇离开基辅，险些当了德军的俘虏。
当初斯大林非旦没有听取朱可夫的逆耳忠谏，还不公正地撤了他的职。朱可夫带着满肚子委屈赶到叶利尼亚前线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20个小时左右，以拼命的工作忘却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仅察看地形、熟悉部队，而且亲自审问德军俘虏，了解德军的部署和官兵的士气情况，做到知己知彼。尔后，他精心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8月中旬，朱可夫向叶利尼亚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在所有地段同时展开激战。德军用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图阻止苏军的进攻。朱可夫胸有成竹，沉着应战，下令动用方面军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喀秋莎”火箭炮予以还击。在朱可夫卓越的指挥下，苏军于9月6日攻占了叶利尼亚。这次战役，苏军共歼敌近5个师，消灭德军约5万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苏军的士气大为提高，胜利的信心更加牢固。斯大林听了这一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朱可夫，感慨地说，“你们是好样的！”并命朱可夫返回莫斯科。
9月8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斯大林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你这一仗打得不错。你那时是对的（指朱7月29日的报告）。现在想上哪？”
“回前线去，”朱可夫干脆地说。
“回哪个前线？”
“您认为需要去的那个前线。”
斯大林脸上露出少有的舒心的笑容。他说：“去列宁格勒吧！列宁格勒处境十分困难。德国人如果夺取了列宁格勒，并且同芬兰人会合，就能从东北面迂回莫斯科，那时的形势就更加严重得多。”
朱可夫表示坚决服从，但他要求允许他带两三位将军去，替换过度疲劳的司令员们。斯大林说：“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随后，斯大林又就各方面军领导改组及敌人下一步的行动征求了朱可夫的意见。
哪里危急，朱可夫就会在哪里出现。
1941年9月9日，朱可夫带领他亲自挑选的三位将军，乘专机飞往列宁格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