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篇盼遂案：此篇可作兩漢經學源流讀。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尚書序正義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存，立也。“景帝”當為 “文帝”之誤，說見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余篇。漢書儒林傳： “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韶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史、漢錯傳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誤也。後漢書翟酺傳，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即謂始存尚書。藝文志序曰： “孝文時頗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謂景帝始存尚書，亦非也。漢書儒林傳注，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 ”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于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盼遂案：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蔔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知論所云逸易者，即今說卦三篇也。唯論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蓋說卦本合序卦、雜卦而為一篇，故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仍以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後人猥稱為三篇，實不足究。逸書一篇，則自來認為太誓。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皆明言之，可云無疑。惟逸禮一篇，究不能知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尚書序疏曰：“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書無此文。經義叢抄徐養原曰：“ 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即太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又按：書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捴之，並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又云：“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並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今按：關於泰誓，諸說莫一：有謂伏生前已見太誓。有謂泰誓後得，而“後得”又有二說：一謂得于武帝時，一謂于宣帝時。有謂伏書本有泰誓，所謂後得者，重得耳。有謂得于宣帝時，乃傳聞之誤。詳戴東原集尚書今古文考、陳壽祺左海經辯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孫志祖讀書脞錄、王鳴盛尚書後案、朱彝尊經義考、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叢抄、徐養原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錢大昕潛揅堂集、俞正燮癸巳類稿、皮錫瑞尚書通論、劉師培答方勇書、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吳丞仕經典釋文序錄講疏。至孝景帝時，盼遂案：孝景皇帝為孝武皇帝之誤。案書篇亦云：“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決此“景”字為誤。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于牆壁中。閻若璩曰：“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醜，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暉按：佚文篇、案書篇並謂武帝時，則此作“孝景”，蓋傳寫之誤。漢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訛也。武帝使使者取視， 注佚文篇。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征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當作“東萊”，注見佚文篇。盼遂案：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敘錄並作東萊張霸，考東萊郡與東海郡非一地，疑論衡誤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舊本段。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聖人作經，賢者作書。言“燔詩書”，謂燔詩經之傳。

　　夫詩經獨燔“獨”疑為“猶”形誤。猶，均也。言詩經亦燔，不獨傳。其詩。“書 ”，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篇文。五經總名為書。傳（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傳者”當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 三”舊作“二”，依史記始皇紀正。語增篇不誤。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於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諸書”當作“詩書”。史記始皇紀、前語增篇可證。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諸” 當作“詩”。上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說。傳（儒）者信之，“傳者”當作“儒者”。見言 “詩書”，則獨謂〔詩〕經（謂）之書矣。下 “謂”字，即“詩”字之訛，文又誤倒。舊本段。

　　傳（儒）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 傳者”當作“儒者”。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舊本段。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鬥七宿也。“ 曰”，朱校元本、程、何、錢、黃本同。王本作“四” ，崇文本作“北”。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曰”在“法 ”字上，蓋以意乙，屬上為句，與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鳴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經義述聞引作“ 法鬥，四七宿也”。蓋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盼遂案：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鬥”字互倒。孔叢子連叢上：“孔藏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且曩所謂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自然也。河圖、洛書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書學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鬥者，太誓出後，尚書家以比二十八有鬥星也。故二十九。江聲曰：“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無序。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八篇者曰，法鬥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目具見，雖妄人亦不造此‘法鬥七宿'之說也。”經義述聞：“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當二十八篇，以序當鬥，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猶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鬥矣。'王引之曰：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猶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 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 ‘法鬥，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 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謂其一曰鬥者，非指太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鬥，以合成二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太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皮錫瑞曰：“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為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數之。其後偽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人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

　　夫尚書滅絕于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陳壽祺曰：“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經義述聞載某孝廉書云：“論衡又引或說云云。按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太誓在尚書中，故並數為二十九，與前鬥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 ‘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鬥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舊在下“句”字下，今從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猶有章句也”，“ 猶有文字也”，兩“猶”字皆為“ 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於章句，章句之成立由於文字也。古書由、猶多通用。禮記雜記：“猶是附于王父也。”鄭注：“猶當作由。”雜記又云：“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為由。”與論衡此處用法正同。 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複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複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詩正義曰：“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複有法也。詩譜序疏：“ 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或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 或說春秋十二月也”，語意不具。當作“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有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駁或說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脫“十二公法”四字，則使下文所論無據矣。公羊隱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數之義。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注曰：“人道浹，王道備，撥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於此，故云人道浹也。云‘王道備 '者，正以撥亂於隱公，功成於獲麟，懍懍治之，至於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苑至公篇亦有此說。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軍篇：“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複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經堂本校改。）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與孟堅說異。周禮夏官序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六師，即六軍也。谷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又棫樸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文有脫誤。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 詩”字衍。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禮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舊本段。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文選養生論注，養生經： “人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義同。呂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下壽不過六十。”莊子盜蹠篇、意林引王孫子並云：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訓：“ 凡人中壽七十歲。”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上壽，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蓋壽有三品，古說如是。而各品實數則不齊也。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公羊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徐疏：“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則為三世。”據此，何休分三世，乃緣情制服，非據“中壽八十”也。徐疏又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是鄭、顏又與何氏異義，而並與此據中壽之說不同。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公羊傳。隱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漢史晨碑云：“伏念孔子幹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製作。”又云：“昔在仲尼，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韓敕碑云：“孔子近聖，為制定道。”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聖，則象幹坤，為漢製作。”類聚九十引孔演圖曰： “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須頌篇云：“春秋為漢制法。”佚文篇云：“孔子為漢制文。”以上諸文，皆以春秋為赤制也。蓋出緯書及今文家說。“中數”未聞。盼遂案：揚子法言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說者謂子云豫知漢祚應享四百五十二歲，故云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說二百四十二年，為赤制之中數。意其時緯候之學，必盛此種傳說。又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人語之曰：‘八ㄙ子系，十二為期。'”述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論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數之說，必本于符命讖記之事矣。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注見前。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范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孫曰： “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 ”。下文云：“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西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西元年之事為始？須隱西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先孫曰，“說”當作“設”，形聲相近而誤。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舊本段。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注謝短篇。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劉歆說同，見漢書五行志。注詳感虛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烈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孫曰：此文多訛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周人曰周易”，當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漢上易傳引姚信云：“連山氏得河圖，（烈、連一聲之轉。）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並與此說同。當據以校正。暉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路史發揮一併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後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帝王世紀亦言：“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姚信說異。此文既謂夏人因烈山為連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則殷人因歸藏曰歸藏，當同姚信說也。余注謝短篇。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 疏云：“經卦皆八者，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幹、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本。據周易以八卦為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據此，則“卦”下脫“ 皆八其別”四字。若作“經卦皆六十四”，則差之遠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漢書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義曰：“周公作爻辭。”按諸儒以易為三聖重業，即伏羲、文王、孔子。（漢書藝文志、前謝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週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漢人稱士禮曰禮，即今儀禮。注謝短篇。六典不與今禮相應，六典，注謝短篇。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為〕何家禮也？ 孫曰：“為禮何家禮也”，當作“禮為何家禮也”。“禮為”二字誤倒。下文云：“ 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故此云：“禮為何家禮也？”若作“為禮何家禮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見論語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今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于仲任時，古文學已盛。此云 “不興”者，蓋據不立學官言也。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舊本段。

　　說論者，島田翰曰：“論”即“ 論語”省略，古書往往有此例。或云“論”下當有“語 ”字，此誤脫。未知孰是。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周以八寸為尺，島田翰曰：“但”下當有“知”字。此蓋誤。禮記王制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說文夫部：“周制八寸為尺。”尺部：“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禮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學紀聞七曰：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猶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羅豫章二程語錄曰：‘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論語載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紀孔子”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云云，藝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諸弟子亦述師聞也。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四書考異總考九論語原始曰：“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誇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島田翰曰：“以但”當作 “但以”，此蓋誤倒。暉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 ，今據乙。精簡二尺四寸，傳記一尺。詳謝短篇。量知篇云：“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尚書序疏：“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云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漢世通謂論語為傳。以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孔、邢二氏之說，必無以易。 ”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謂出孔壁而安國獻之也。此云武帝發取，其說獨異。注佚文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孫世揚論語考曰：“魯”字疑衍，下“齊、魯”同。“九 ”當作“七”，合齊、古乃為三十篇。章太炎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家語及孔子徒人圖法二書，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書，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書在內。孫曰：“齊、魯二，河間九篇”，當作“齊、魯、河間九篇”。“ 二”字涉上下諸“二”字而衍。合齊論語、魯論語、河間論語為九篇，加古論語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於仲任此說，與漢儒所言並異。翟灝四書考異論之曰：“河間論語，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古二篇，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漢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燕傳猶言燕論語，疑即河間論語。河間故趙地，逼近于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黃以周儆季文鈔曰：“ 漢初稱論語，本不專指今所傳之二十篇。凡孔門師弟子討論之語，皆謂之論語。漢志論語十二家，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皆屬焉。其在漢初所稱論語，尚不止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時河間獻王好古學，所得論語有數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專讀孔壁諸篇，於是二十一篇勒成一書。仲任斯說，最為覈實。考古文論語與魯論語目本同，所異者，古文分堯曰篇“子張”以下別為一篇，故魯論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齊論又別有問王、知道，為二十三篇。河間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為三十篇。論衡於古文二十一篇之下，當云‘齊、河間九篇'。‘魯'字衍文也。 ”竊謂諸家所考，似難憑信。“魯”字亦非衍文。疑漢代所傳論語，各本互異，班志本於七略，與王充所論異，不可強同。漢志稱魯扶卿傳魯論，王充謂孔安國授魯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可知齊、魯、河間論語中所無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無者，或齊、魯、河間有之。以四種論語較之，折累而言，即以齊、魯、河間論語所有而為古論所無者，得九篇而已。若謂齊論比古論多二篇，河間論語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數，必不合矣。蓋班氏所注，與王氏所見之書，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孫世揚曰：“女”字疑誤。昭帝讀之，而曰“未云有明”。見本紀。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藝文志曰：“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各弟子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論語皇疏序曰：“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並謂弟子論纂孔子之語。故曰“論語”。章太炎曰：“論語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為說。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為論語矣。漢文帝朝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 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孫世揚曰：“據論衡此文，則扶卿之學，傳自孔安國。而藝文志以為扶卿傳魯論，是魯論本出於古文也。藝文志傳齊論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國。其膠東庸生，則孔之再傳弟子也。（見儒林傳。）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論語之書；古文出，而孔安國以教扶卿，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考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論語之名，不自安國始名。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諸多稱引，是論語之書，不自古文始傳。蓋‘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閒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篇，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十百篇也。秦火以後，傳誦不絕，而未有專師授受，故賈、董輩雖肄業及之，而史不明言其傳授。王充言漢興亡失者，亦謂其散亂不治而已。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論語，（見藝文志及說文序。）還之孔氏安國，以授扶卿，自是論語之名始有限制，論語之學始有專師。此王充所謂始曰論語，別於前此之泛稱論語者矣。”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佈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 元本重“篇”字，今據補。“贊”字疑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舊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見孟子離婁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 ”此蓋出春秋緯也。公羊傳卷一徐疏，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說”字今以意增。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春秋說題辭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類聚五五、御覽六０九。）偽孔書序曰： “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疏引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以上諸文，並與仲任所引前說同。後一說，亦見須頌篇，彼文云：“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 ”（釋文序錄。）義與後說同。漢人解“尚書”之義，有出此二說之外者。書序疏引鄭玄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書璿璣鈐云： “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鄭氏本璿璣鈐，為今文，而與仲任不同者，皮錫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說，而與鄭不同者，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又按：“釋名釋典藝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與上列三說並異。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元本“謂”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義長。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縣官謂天子。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公羊、谷梁皆以日月為例。公羊隱元傳：“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何注：“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又云：“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謁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無日。”谷梁隱元年傳：“不日，其盟渝也。”楊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 傳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又八年傳：“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謂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陸□春秋纂例，謂公、穀以日月為例，皆穿鑿妄說。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先孫曰：“失”當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當為 “冬”之誤字，古“冬”與“ 及”字形極近。“冬”與“言”又互倒。文本為“夫春秋實言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夏”上脫“冬 ”字。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杜預左傳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谷梁傳楊疏曰 “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編年記事，年有四時之序，春先于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並其義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說外，尚有二通：賈逵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左傳杜序疏。）服虔、何休義同。（據公羊疏。）釋名釋典藝云：“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亦與賈、服不異。又一說曰：“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傳疏。）此二說，皆妄為華葉之言。春秋之名，當以錯舉四時之說為正。賀道養、孔穎達、楊士勳、徐彥言之詳矣。舊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詩唐風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是鄭以堯為諸侯于唐，即漢晉陽；為天子居平陽。皇甫謐曰：“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于詩為唐國。”（詩譜疏。）則謐說又異，以堯為唐侯時，居中山唐縣。漢志中山國唐縣注，應劭曰：“故唐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余注吉驗篇。舜從虞地得達，左哀元年傳：“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堯典：‘嬪于虞。'虞在河東大陽縣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謐語。）今為山西解州平陸縣，舜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周興，封仲雍之後為虞國，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禪，封商均于虞，卻在梁國虞縣，今為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余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記夏本紀正義：“夏者，帝禹國號也。”帝王紀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夏禹國，週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 ”注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按：師古說是也。水經注云：“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詩唐風譜疏引皇甫謐曰：“禹受舜禪，都平陽，或于安邑，或于晉陽。”則是禹初封陽翟，後即天子位於平陽，或安邑，或晉陽。陽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為號。通鑒外紀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據漢志，韓即陽翟，乃始封地，與即位後所都混言不別，蓋襲皇甫謐說而不一考漢志與水經注也。又通鑒前編曰：“禹踐天子位於韓，”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韓國也。”謂韓即安邑，其說殊謬。湯因殷而興、商頌玄鳥鄭箋：“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于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書序鄭注、地理志並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師。皇甫謐謂湯都在穀熟，臣瓚謂在濟陰薄縣，與鄭玄、班固說不同。顏師古漢志注、孔穎達玄鳥疏、王鳴盛尚書後案並辯其誤。史記項羽紀云：“洹水南殷虛。”集解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裏。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塚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塚曰‘殷虛南去鄴三十裏。'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 ”今按：偃師漢志屬河南郡；朝歌、湯陰、林慮屬河內郡。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虛也。” 是偃師殷都，與安陽殷都，二說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陽縣出土龜甲文字，足證後說非妄。蓋殷都數遷，偃師亦其一，不可執此以規班、鄭之非。俞正燮癸已類稿、魏源書古微據史記六國表序“湯起於亳”，以為湯因起之亳後以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陝西商州，非河南偃師，偃師為其得天下後所遷之地。又按：詩譜疏曰：“ 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于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此云“湯因殷而興”，則非盤庚後始改稱殷也。孔疏沿鄭玄之誤。毛奇齡經問曰：“盤庚無易國號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盤庚云：“紹先王之大業。”正謂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湯所都，皆先王大業耳。況盤庚以前，早有殷名；盤庚以後，仍稱商號，皆前後互稱。”馮氏解舂集亦謂“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也。路史後記十二注引作“湯因商而興”。改“殷”為“商”者，蓋以湯因契所封商地而興，因為代號，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階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中水鄉，周太王所邑。”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 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商頌鄭譜疏曰：“周即處邰，處豳，國號變易，太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邰也。”盼遂案：吳承仕曰：“伐疑當為代。”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 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 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當有“湯”字。周武則功德無不至。白虎通號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號”上舊衍“ 禮”字。）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句有誤。）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于秦，史記秦記：“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複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集解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水經渭水注： “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漢興於漢中，蜀志先主傳：“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史記六國表序云：“漢自蜀漢。”公羊傳序疏云：“ 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為十八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于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阮校當作“其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為天下號。”故曰猶秦、漢。“ 猶”字衍。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漢書本傳：“成帝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王鳴盛十七史商確：“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稱，特後漢人沿稱已久，仲任語焉不察爾。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複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皮錫瑞曰：“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為之說。其說雖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為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堯典疏。）‘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週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週一家也。 ”舊本段。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 說尚書”下，疑脫“者”字。上文“說論語者”、“說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試哉”，堯典文。有“ 堯曰”二字，史記五帝紀同。今文經有“帝曰”二字也。偽孔本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 段玉裁曰：“鄭、馬、王本，為壁中真本，本無‘帝曰 '二字。枚頤偽本用今文尚書增之。故三家說皆不云有 ‘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為四嶽語。”皮錫瑞曰： “古文以‘我其試哉'為四嶽語，其義殊不可通。”按：此引書說，今文說也。“用為天子”，與鄭注“試以為臣之事”義異。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史記曰：“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用今文說。古文說以為四嶽說，謂四嶽請堯以女妻舜。觀者，觀爾（示）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此引當時今文書說。段玉裁曰：“觀爾”乃“ 觀示”之誤。“□”形近“示”，又誤為“爾”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照，曠然相信。又曰：“ 四門穆穆，入於大麓，堯典“入”作“ 納”。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納'。”皮錫瑞曰：“夏侯本作‘納'，歐陽本作‘入'。”烈風雷雨不迷。”堯典“不”作“弗”。段、皮並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鳳過庭錄書說上曰：“‘麓'當作‘ 錄'。此書古文說也。”並非。燕然山銘：‘納於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為大錄三公之位。訓“麓”為“ 錄”，與此文同。不必改作“錄”。餘詳下。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臧氏經義雜記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 ”皮錫瑞曰：“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簏 '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訓‘麓'為 ‘錄'，由漢博士傅會，改其師說。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訓‘錄'之說。而以 ‘烈風雷雨'為‘眾多並吉'之喻，又傅士異說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說為古文，‘大錄'之說為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解為‘大錄'，（指夏侯說。）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說也。陳喬樅說，以‘山麓'為歐陽說，‘大錄' 為大、小夏侯說，證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確。”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聖”字衍。“成事”二字為句，總冒下文，本書常語。注書虛篇。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哉”，舊誤作 “我”，今據錢、黃、王、崇文本正。試之於職， 經義雜記曰：“鄭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 說合。”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淮南泰族訓：“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複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選齊竟陵文宣王形狀云：“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觀其聖，先孫曰：此用書舜典“納於大麓” 義。“人庶之野，”，當作“入大鹿之野”。“入”訛為“人”，“鹿”訛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號奏、受禪表，並作“大鹿”。前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鳳說同。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吉驗篇曰：“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感類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並與此同。仲任用今文歐陽說。前所引書說“大麓”為“三公位”，乃夏侯說，仲任不從也。臧琳經義雜記曰：“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皮錫瑞曰： “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為試者，用之為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為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為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劄。'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為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尚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嶽試舜之說。”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滅）而不存；“ 誠”疑為“滅”字形誤。上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句意與同。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

　　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 之”猶“其”也。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