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于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谷熟而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于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並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爾，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並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逾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飭素修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睹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地割，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于燕昭，而見疑于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忄朁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