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使謀叛逆，誅及宗族。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眾，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眾，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高誕于秦而信于鄭，晁生忠於漢而讎于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于晉而薄于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