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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追求宇宙的和谐

　　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生活图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他那抽象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真空里，科学家是一个人，他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氛中，而这种气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科学家辛勤地劳作是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是为了人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而这种事业和认识一方面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步，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学家的贡献，科学家创造的成就在付诸应用时同样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定向，同时科学家本身也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学家就是社会一员。

　　爱因斯坦在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人显得困难重重时，心中所焦虑的是社会力量是如何对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终怀抱着一个信念，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其规律是那样的美妙，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世界也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因此他反对沉溺于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反对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的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营构的知识专业中去。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态度上对正义的维护。正像对待知识他永远是一片赤诚之心一样，对待社会问题他也总是光明磊落，不因强权而屈服，不因邪恶而退缩，不因凶残而躲避。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以自慰，他作为一个称得上为人的人而更值得自豪，他要求真正的科学家是不愧为人的人。

　　是生活、事实、政治警告了爱因斯坦不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和他的理论都经受过风雨严寒的袭击，这种袭击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学术界，因而使他的大脑愈来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围攻、歧视、误解、人身攻击，直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被剥夺公民权，被悬赏，这一切都曾横亘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过头。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社会正义，对残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恐吓与辱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战士了。

　　爱因斯坦的两个情深谊厚的朋友曾劝说他要在科学和政治上实施选择，劝说他对政治问题可以默不作声，劝说他科学与时代潮流相混杂是不行的。但他大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家要关心政治，这就是理由之一。他认为，科学家通过勤恳的劳动，可以在消除专制、歧视、偏见方面作出贡献，可以在纯洁人的心灵方面作出贡献，科学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其政治责任的。

　　爱因斯坦还认为，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人类事务。如果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面临的任务，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公正而完善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爱因斯坦深信，热烈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在为改善人类状况上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胜过政治上的权谋，后者终究只会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众对维护公正和反对不义的起码反应，归根结蒂是防止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爱因斯坦因而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正因为如此，他对维护人类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表示欢欣，他对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列宁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表示敬意。

　　爱因斯坦有一件“一生中令人痛心的回忆”。这件事说的是1940年8月在西拉法的推动下，为了防止希特勒法西斯抢先掌握了原子武器，爱因斯坦在敦促罗斯福总统下令研制原子弹的一封信上签了名。仅仅在事后，爱因斯坦就深感后悔，他认为人类科学的成就不应当转而为毁灭人类服务。

　　德国战败之后，这种恐惧消除了，但新的危险又出现了。西拉法写道：“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但并未到达收信人手中。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透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内心隐思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钮。’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钮……’”

　　“是的，我揿了按钮。”爱因斯坦这句话含有深深的忏悔，虽然确实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决不在他。他却感到十分痛心。

　　原子弹悲剧只是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些话。

　　爱因斯坦认为，认识过程，也就是干预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人们的生活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开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的和谐的强烈的追求中萌生出的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对上述应用的性质无疑负有极大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同人类集体智慧相融合的，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得爱因斯坦面对着科学创造的漫长悲剧的新一幕感到如此沉痛。然而这一沉痛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弹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坦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

　　广岛的阴影不时地萦廻在爱因斯坦心头。他曾向爱伦堡谈过这样一件事：

　　“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本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

　　爱因斯坦对此说道：“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沉痛不仅在于理牲的成果被用于了非理性好战和对人类的毁灭，还在于从事理性探讨的人不应忘记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正义。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威胁的斗争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在爱因斯坦的身上积聚了科学的和伦理的共同标准。在他看来，社会的和道德的不妥协性是许多真正的科学家所特有的。献身科学要求这种独立性、彻底性、诚实的品性和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日常生活中对原则的背弃，在社会良知上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判断常常也会导致科学上的虚伪和怯懦，最终导致对真正科学探索的背弃。

　　正因为如此，他比同辈人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的折磨。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充分的方式表现这个内容，但这个实际利益应该是根据理性和科学，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对社会和自然进行改造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应该是自由的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合理思维的基础。

　　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了科学及其应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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