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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1946年5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千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

　　爱因斯坦谈到抛弃逻辑、理性、唯理论，就注定有危险。

　　这里涉及的不是逻辑的必然进化，不是它的反常化，不是理性本身的“自我深化”，不是唯理论的进化。这里说的是整个逻辑，不合逻辑的预言威胁着逻辑。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就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结论的利用，特别是当这些结论固定在确定的处方中，并仿佛脱离了斯宾诺莎式的理智之爱的理性时，就可能用来为把历史向后拽的非理性主义谋利。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威胁的斗争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他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

　　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陷入了对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表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合理的思维的基础。对抗性制度的利益同真理是敌对的，而且对科学来说是外在于它的强制性条件。

　　科学的军国主义和对外政策的侵略性方针，迫使爱因斯坦于1950年2月在电视上对美国战后局势发表了如下评论：

　　“我们在地球上一切可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建立了军事基地。武装和加强了潜在的盟国。在国内，难以置信的财政力量集中于军人手里；青年正受着军事训练，公民的忠诚，尤其是文职公务人员的忠诚，受着权力日益扩大的警察机构的严密监视。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备受折磨。广播、报纸和学校支配着公众的意见。”

　　爱因斯坦的特点是统一了斯宾诺莎式的用”望远镜”看世界和莱布尼茨式的用“显微镜”看世界的方法。在古典科学中，在孤寂的思考中理解存在的普遍规律性，同与干预世界事务不可分割的研究世界细节，是一起进行、相得益彰的。它们同两个标准——理论的内在的完备与外部的证实联系着，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地实现。在非古典科学中，它们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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