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3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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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诚然，任何人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在爱因斯坦面前，有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希特勒幽灵。另一方面，他对美国统治集团也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如此强烈，因而早在1940年9月爱因斯坦就说过，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担心德国研制原子弹证明这封信是正当的。　　爱因斯坦的信经萨克斯之后呈交罗斯福，10月11日才呈上，因而不太及时，并且对他没留下什么印象。说来也怪，对罗斯福发生作用的是萨克斯在翌日早餐时讲的一个故事：拿破仑赶走了带着自己的轮船设计图的富尔顿，因此未能利用新的动力机装配的船只入侵英国。萨克斯补充了一句：“如果当时拿破仑表现出更多的想象力和耐心，19世纪历史发展可能会完全改观。” 　　罗斯福听完这句话，写了一张便条交给白宫摆早餐的侍从，他很快就拿来了一瓶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白兰地酒，并斟满了酒杯。罗斯福召见了自己的军事助手华特森将军，筹备制造原子弹的机器就转动起来了。　　它转动得不太快，于是第二年即1940年3月，爱因斯坦给总统寄去了第二封信，其中再次谈到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了。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但政界和工商界阻碍了工作的开展。根据西拉德和其他第一批参加这些工作的人员回忆判断，在上述圈子里理论思想得到的信任是极小的。招来完成计划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的热情有助于此事。他们与事情的倡议者既分享对计算的信心，也分担了对纳粹炸弹的恐惧。　　纳粹德国的崩溃消除了这一恐惧。但出现了新的危险。　　西拉德后来写道：“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披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透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纽’。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纽’” 　　“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1945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个地球的原因。看来，瓦朗坦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并在上面引的那段话里说出了这种印象。艾伦·杜卡斯有一次说过，“是的，我揿了按钮”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的关于他个人对人类命运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也不会产生。他通晓托尔斯泰式的“绿色魔棍”的技巧；更确切些说，摆脱关于自己的种种想法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世界的有机本质。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以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揿了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1945年及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沉痛悲剧的原因。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讲过这类想法。现在说的是对相对论基本结论之一的运用问题。　　但是，爱因斯坦感觉到自己对上述运用的性质所负的责任，并不是由于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智慧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使科学创作的悲剧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坦写道：“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象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 　　爱因斯坦说过，原子能使一个老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量上增长了。他在1945年11月写道：“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问题在于存在一种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会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所负的道德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会走向对社会和道德冷淡、妥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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