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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1712年，太子在国外待了大约三年，回国以后，父王问他学的东西忘了没有，随即命令拿图纸来。阿列克谢由于怕父亲要让他当场绘图，决定以最怯懦的方式逃避考试。他向手掌开了一枪，“蓄意使右手受伤”，但他并没有当真要这样做的决心，结果只擦伤了层皮。不过伪装还是使太子幸免一试。

　　太子的左右都是与对他进行教育有关的人。太子仿效父王，也把他的一些心腹叫作“帮伙”。

　　最受太子信任的是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事实上是这群“死党”的头目。此人贪权好势，善于曲意逢迎。太子曾向他发誓，保证一切“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他们之间的通信证明，这位神甫在太子心目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他把太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不止一次地向他吐露真情：“上天明鉴，诤友如阁下者吾今生今世难望再得。”在从华沙寄给神甫的另一封信里，太子告诉他，如果他一旦归西，“我决不愿再返回俄国。”这封信所以令人感兴趣，也由于早在1711年1月，即太子出逃之前很久，就泄漏了他可能不再返俄国的天机。

　　太子的“死党”完全不同于父王的“彼得帮”。“彼得帮”积极参预所发生的事件，各显其能，十分卖力；而阿列克谢的“死党”充其量不过从旁看看热闹，有时甚至心怀叵测。

　　1711年梁赞省大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在莫斯科布道，这事激怒了彼得。这位大主教布道时指责设立行政监察官一事，希望皇位继承人登基之后，能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恢复旧制。有关这次布道的消息，几个月之后传到了滞留德累斯顿的太子耳朵里，于是他头脑里产生了指望宗教界发动暴乱的念头。尽管太子是一位十分谨慎并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但这次他却不能自持，冒险写信给神甫询问布道内容，这样就留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罪证。“请将梁赞省大主教新年训诫（如已印好）交达乌多夫专程送来。”在另一封信里他要求告诉他大主教后来的遭遇。也是在1711年，德累斯顿曾谣传缅希科夫去世的消息，但这个传闻是假的。这一消息也使太子欣喜若狂，因为父王驾崩后他接位这件事中又少了一名从中作梗者。阿列克谢发专函核对这消息是否可靠，并要求由最可靠的信使把密信带回：“此间盛传缅希科夫公爵已故，刻正式讣告尚未收到。如知情，望用密码函告。”

　　在同忏悔神甫通信时，太子时而采用密码，时而使用只有通信人才能明白的隐语，因为他们只能靠信件暗通消息。在一封信中，太子请忏悔神甫和所有的“死党”成员不必回信，因为“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祈祷上苍，保佑吾大业早日告成，不再宕延。”另外有一次太子写道，在斯摩梭斯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祈祷上帝：“祈求上天，尽速降全福于我侪”。“全福”是何所指呢：是希望父王健康恶化，还是等待圣上在沙场上饮弹而死，还是摆脱父王委派的公务，返回莫斯科投入“死党”的怀抱呢？

　　阿列克谢某些信件的含义，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甚了了。但信尾经常附笔“此事勿令人知”，或“勿令外人知晓”，证明他力求自己和“死党”的举动避开外人耳目，特别是有意避开父王的视线。他极力掩饰自己同亲母及外家的联系。

　　越到后来，他和父王的关系越加疏远。太子把父王委办的公务视为难以胜任的负担，因为他一向厌恶工作。王储长成之后，耽于宴乐，嗜酒无度。醉后放浪形骸，信口开河，不能自已。

　　一次，太子在什么人家里做客，回来时酩酊大醉。他踉踉跄跄踅进夫人内室，竟被赶了出去。阿列克谢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始向唯一的交谈者——近侍伊凡·阿凡纳亚耶夫发泄不满。一开始他辱骂他的夫人，接着越说越激动，狂叫要砍下所有参预他们的婚事的人的头，要造他父亲的反。

　　一觉醒来，太子力图回忆自己夜里所说的话。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伊凡·阿凡纳西耶夫为人忠实，可是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于是，他把近侍叫来。

　　“我昨晚没有惹谁吧？”太子问道。

　　“没有。”近侍回答。

　　“那我酒醉没有说过什么吗？”

　　听了近侍的叙述，太子说：

　　“谁没有喝醉过？醉汉总是废话连篇。我很懊悔酒后发火，并说了许多废活。”

　　为防万一，太子威胁说：

　　“不准你向任何人讲。即使你讲了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如果我拒不承认，人家就会对你严刑拷打。”

　　近侍请太子放心，说听到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列克谢的酒友们时常辱骂沙皇，背后对他所实行的改革横加指责，把守旧派散布的流言蜚语带进宫内。后来，太子供认，所有的朋友都“要我同父亲更加疏远，用声色犬马娱我耳目，以致使我不仅对军务、对父王交办的其它事务，乃至对父王本人都望而生厌，退避三舍。”但有时父子还是要会面的，这时儿子就要对父亲的责备洗耳恭听，有时还会挨打但只要彼得刚一跨出门槛儿，儿子就又重新和狐朋狗友沆瀣一气。

　　彼得很不满意太子的行为，理由是很多的。使彼得苦恼的不仅是阿列克谢听命于修士和政客，主要是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太子第一次投身国事是在1704年，当时他在包围纳尔瓦城的俄国部队中服役，而后他参加了为庆祝占领这一要塞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典。

　　三年以后，十七岁的太子被派往斯摩棱斯克采办粮秣。1710年秋，王储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先是派他去加强莫斯科的防御工事，以防查理十二的军队进攻首都：修补胸墙，构筑障壁，装备炮兵，给莫斯科卫戍部队补充兵员。在瑞典部队进军莫斯科的威胁消除之后，太子奉父命把五个新兵团补充齐全，装备并训练新兵，还参与了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组织工作。

　　父子之间在参加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方充当主角，而另一方则充当积极的助手），本来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不过这不能怪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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