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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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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1708年所写的书信中,已流露出对皇子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提醒他应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但很快看出来了,皇子对交办的事毫不上心,只一味和朋友饮酒作乐。他向由彼得任指挥官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送去的都是一些不大合格的新兵,这使沙皇火冒三丈。虽然彼得对别人的过失每每能宽大为怀,但他对怠情而玩忽职守者决不姑息。皇子从父王的来信中读到:“对汝选送至我团新兵极不满意;此类新兵即令派往他团亦属不合格者。由是观之,汝尸位素餐,其程度较之往日尤甚。” 父王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太子后来回忆说:“当父亲不在,我受命在莫斯科代理国家大事时,我以为得到了自由(虽然我也知道父亲把统治权交给我是为了使我在他身后获得继承权),于是便和神甫、修士和其它一些人一起寻欢作乐。” 以上供词是太子在十年以后作的。在得悉父王震怒之后,那一天他的表现却与此大不相同。他当时的行为动机只有两条:一是害怕受到惩罚,二是不择手段地来为自己开脱。千方百计逃脱罪责,四处找人为他说项。“皇上,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说我派去的三百名新兵不合格,我没有能克尽职守,感到非常痛心。”接下去就是一些有意引起父亲怜悯的话:“真的,皇上,我是竭尽全力去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当时我实在搞不到更好的新兵,而您又催着叫我把新兵快点送去。”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帮忙:“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请复函告我,父皇因何事见罪。” 阿列克谢并没有得到回音,便转而求助于继母。叶卡捷琳娜成功地调解了这次冲突。1708年12月19日,彼得对太子11月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函:“诚如汝信中所言,当时确无更佳新兵可供选送,苟能将此情况及早相告,当不致因此生怒而见责于汝也。”有一封彼得给太子的信听起来好象是对他的恳求:“无需因上信而心生烦闷,……需知种种一切均于汝有益,吾对汝亦将多方眷顾。” 1710年太子住在德累斯顿,第二年他忙于筹备大婚。父王为阿列克谢选定王妃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公主夏绿蒂(其姊嫁与奥地利皇帝为后)。1711年10月14日,婚礼在托尔甘纳举行,彼得前去参加,其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当时也到了那里。“我到托尔甘纳,”莱布尼茨写道:“与其是参观婚礼,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这位杰出的俄国沙皇。这位伟大国君的才能是出众的。” 结婚并没有给太子的生活带来变化。夏绿蒂是个又高又瘦的麻脸女人,阿列克谢并不爱她。“他们把这个鬼婆娘拴在我脖子上,不管我怎样接近她,她总是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不愿搭理我。” 这位王妃“没好气”是有原因的。太子纵饮的恶习未改,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加上他又姘上了一个情妇。原来太子的太傅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亚·费多罗娃的女奴,被阿列克谢看中了,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眷恋之情始终不渝。 婚后,从1711年末起,太子奉沙皇之命在华沙为驻扎国外的部队采办粮食。根据阿列克谢的书信来判断,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军粮没有买到,但是为了预防责备他玩忽职守,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附上要么是他发布的命令的副本,要么是他的下属和实际办事人员报告的副本。这位王储在学习治国本领方面,也象他学习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没有搞出一点名堂来。 从1713年起,阿列克谢住在彼得堡。父王只是偶尔才派给他一点小事干干,可他却装病逃避。关于这种装病的本领,太子本人后来在受审时写道:“我害怕出兵远征,假装有病,故意吃药,这也是我的一种罪过。” 太子住在新京,仍处于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伊凡·阿凡纳西耶夫等这些老“死党”的圈子之中。从“死党”中退出的只有忏悔神甫,因为太子同他闹了别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基京顶了首席顾问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的缺。基京是彼得从前的侍从官,由于他办事机灵,腿脚又勤,人也可靠,故此当上了海军部首席军需勤务官。当时沙皇对基京以青眼相加,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彼得称自己的侍从官为“老大爷”。基京是为数不多的、和彼得保持通讯联系的人中的一员,沙皇认为有义务把战场上重要情况亲自通知这些人。 1714年基京利用职权进行盗窃,因而受审。“结果吓得中了风,”一位同时代人这样写道。彼得对待盗窃国家财产者素来是毫不留情的。但由于叶卡捷琳娜从旁说情,基京才免判重罪。皇后请求说,如果基京不能获释,那么,对他这样一个行将就木、几乎失语的瘫子,至少该让他安静地死去。“这一请求得到恩准:沙皇给基京留了一条命,但撤消了他的职务,剥夺了颁发给他的奖赏,结果尽管病好了,他依然象被流放者一样,留起了胡须”。翌年,彼得允许基京在彼得堡居住,不过根本谈不到恢复他们之间以往的关系。基京对沙皇怀恨在心,他盘算着要官复原职,当然不可能寄希望于现在,而要有待未来,指望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能登上沙皇宝座。为此,他接近太子,并成为他的朋友。但基京从不炫耀他同太子过从甚密以及太子对他优礼有加这些事,他宁愿韬光隐晦,甚至预防不测,他很少去看望太子,只有在太子最需要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他总是呼之即来。 1715年秋季的一天——10月27日埋葬了产后死去的阿列克谢的王妃,但太子的安逸生活也因此意外中断了。当天,他收到父王1715年10月11日签署的一封信。 原来沙皇对王储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前往征讨强敌一事极为不满。沙皇在信中威胁道,如果他再不改弦更张,就要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为社稷与黎民计,吾以一国之尊尚巨不借堂堂五尺之躯,焉能见怜于汝等游手好闲之辈。” 读完父亲的信,阿列克谢就同基京商量对策。基京建议他借口健康不佳放弃皇位继承权。 太子按基京的建议作了答复。但他没有详谈,只是说父王的愿望与他本人的考虑不谋而合。他说由他来挑起这付重担是不够格的,也不胜其负担,一则由于记性欠佳,二则以多病之躯无法管理众多百姓。因此,太子声明决定放弃皇位。 在收到太子复信一个月之后,沙皇病倒了。病情险恶,朝廷元老们日夜守候在沙皇的寝官,认为圣上的大限之期不远了。殊不知沙皇命不该绝,再次康复。他给太子写了封信。 彼得对阿列克谢知之甚深,他怀疑太子宣誓放弃皇位不是出自真心,故写道“此举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点使父王感到不满的是,皇子在复信中只提到了他“多病之躯”,而在父王的头一封信里说的是他“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父王重新向太子提出那些没有得到口答的严肃的问题,要求太子明确答复,大意是,想随心所欲,混下去是不行的,要么洗心革面,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要么去当修士,否则为父王的很难释念。 在事关他未来命运的两种方案中,太子选择了后者。根据基京出的主意,阿列克谢同意削发为僧,基京曾经说过:“僧帽又不是用钉子钉在脑袋上的。” 几天之后,彼得在出国前夕,同装病的阿列克谢作了一次详谈。沙皇劝他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把最后的答复在六个月之后寄到哥本哈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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