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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卡尔逃避了严格的管理，贝多芬否认他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卡尔尤其喜欢在听布道时胡闹。而伯伯不公正的指责，常使他感到不满。贝多芬想约束他，要求他在出来的时候得到舒里默的同意，但他常在晚上独自溜出去；贝多芬给他的零用钱很有限，他用每一分钱都得仔细地思考一下，这就让他更为烦恼。卡尔的性情本就有狡猾的一面，因缺钱花，他就去赌博。贝多芬对他的这种堕落行径有所耳闻，也派辛德勒去探听他的行踪，甚至让约翰去作过调查。一次，当贝多芬知道卡尔在一所最下流的舞厅里时，贝多芬立刻感到惊惶起来，并决定亲自前往，看个究竟，有人劝说道，如果在那种地方发现了贝多芬，那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议论。贝多芬无可奈何，只好派了霍尔兹去舞厅。霍尔兹是一位27岁的青年人，但深知人情世故，也是卡尔的好朋友。霍尔兹回来报告说，卡尔在喝酒，但没有喝醉，至于说到嫖娼，就他所知，维也纳还没有这种行业。

　　此后，叔侄两人之间矛盾就更多了，咒骂更形成了紧张的气氛。贝多芬禁止他再去看母亲。贝多芬猜想一定是这个贱妇引侄儿走上歧途的。卡尔有一位朋友叫尼迈兹。有一次，卡尔将他带到了巴登。贝多芬在一个公共场所公开地警告卡尔和他的朋友。在给尼迈兹的信中，卡尔称自己的伯伯为“老笨伯”。这封信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最使这位伯伯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卡尔假装对伯伯敬爱，但在行为上却从不把伯伯当一回事，甚至更为恶劣。

　　贝多芬保存了一些自己写给侄子的信，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这是一些让人心碎的记录。文字中交织着愤怒、疑虑、紧张、盲目的爱和几近残忍的严厉。

　　当贝多芬疑心卡尔私下里去见母亲的时候，他就威胁卡尔说，不认他了，并要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卡尔是如何辱骂和对待自己的伯伯的。他还怀疑卡尔从佣人的手上借钱用。他曾对卡尔叫道：“我的心是多么难受，你做出了如此无耻的事。假如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将被每一个正直的人所痛恨。”

　　不言自明，贝多芬对侄儿卡尔是恨爱交加的。他常祷告说：“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不能再信任我的侄儿了。”

　　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差不多气愤得要生病。我实在是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里，卡尔失踪了几天；贝多芬闻讯，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要跑得再远了，请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不会向你说一个粗鲁的字。啊，上帝，不要让卡尔向毁灭的路走去……卡尔，你归来，你将受到像从前一样的爱护。请静心地思考一下吧，想想你的将来。我决不苛责你，因为我知道它现在已不会发生效力了。从此以后，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是谨慎的保护，但你必须归来，回到你父亲真正的心里。为了上196帝，你今天就得返家，然后你会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快归来！速归来！”

　　贝多芬在6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是我最亲爱的、仅有的孩子。”至少，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能与贝多芬作品德上的比较的。“我不预备耗费得太多，”贝多芬写道，“以备供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写下这样的言语是最令人伤心的。贝多芬的活力受到了卡尔这样一个人的压迫让人不可思议。贝多芬的崇拜者都说，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贝多芬去宠爱的，他个人的创造力和健康都将因为卡尔而受到损害。

　　贝多芬作为伯伯，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这个侄子占据了。他密切注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并加以适当的约束，因为卡尔毕竟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孩子。

　　经济上不让卡尔独立，让公众的舆论和法庭的规则来保护他，又加上贝多芬的长辈之爱，这些，反而使卡尔深感痛苦，卡尔产生逆反心理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位20岁的青年人善于用甜言蜜语骗人。他公开地表示仇视孝顺和尊敬。但横在他面前的是严格的管制。卡尔在自己的谈话录中写道：“假使你觉得我是骄傲的而继续不断地骂我有一小时之久的话，这至少不能使我的痛苦的感觉转到好的那方面去。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可鄙。我可以保证：在你这个‘家伙’当着大众的面向我攻击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在5月间所失去的80弗洛林，我在家里仔细地寻找之后会还给你的，毫无疑问是可以找到的。若我读书而你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能在这种骄横的空气中生活。因为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对我有什么批评，而现在你却正是这样做的。”

　　卡尔一意孤行，有时还会突然大发脾气，好像已传染了贝多芬那难以驾驭的脾气一般。有一次，他又被伯伯抓住了，他当时正在无理取闹。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他是孤独的，只能顾影自怜。

　　贝多芬看到这些字条后，就写下了如下的句子：“若没有别的理由，你至少得服从我。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被原谅和忘却，请不要走上让人不快的路。那样，将缩短我的生命。每天，不到深夜3点钟，我是不能入睡的，因为我整夜地咳嗽。我深深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不再错怪我，而我也将热烈地拥抱你。我也知道昨天你所做的事，我希望在今天下午1点钟见到你。再见！”

　　“你忠诚的父亲，一定要来的，不要使我的心中再感到难受了。”

　　贝多芬心中对卡尔的爱是如此之深，但却又被侄儿无情地蹂躏着，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顽固的卡尔只给贝多芬带来痛苦，恐怕他不再在理想崇高的伯伯的管理之下生活了。或许卡尔与母亲在暗中已相互达成了一个谅解，或者因零用钱不足而负债，甚或是性的饥饿促使他这样做。卡尔的这种行为是可恶的。这一切可能影响到贝多芬的名声而受到大众的诽谤。

　　到了1826年7月末，卡尔已暗示贝多芬，他已能自己毁灭自己了。贝多芬听了，惊惶不已，便立刻赶到霍尔兹家，带上他同去舒里默家中。舒里默安慰了贝多芬，可卡尔却仍然在威胁着贝多芬。

　　舒里默反复地盘问卡尔前段时期的有关情况，注意到了他所欠的债务，但卡尔对此却什么也不愿意谈，只说是因为某一特殊的原因而决定去做的。

　　有关此事的记录保存在舒里默的记录中：“我发现他在胸部放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还另带了子弹和火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能将这些东西用在他伯伯身上。手枪保管在我这儿，待他冷静一些之后再商议。否则，他会感到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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