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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时期，他赶着时潮，投靠了共和党；执政时期，他居然跻身政界，成了一区之长，还得过荣誉团的十字勋章；拿破仑称帝期间，他虽然丢了官，但已扎扎实实地捞了一票，已成了索漠城的首富。他的致富道路与高贝赛克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放高利贷之外，他已在各个方面钻天打洞谋取金钱。共和时期，他先用自己的现款和妻子的赔嫁贿赂标买监督官，三文不值两文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田产；后来混上了区行政委员，向革命军承包了2000桶白酒，代价是把一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弄到手；担任区长时他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建造了几条出色的公路直抵他的产业，同时又交税很少——这些都是他资本的最初来源。

　　到了帝国和复辟时期，他的财源还在不断扩大，他从丈母娘、妻子的外公和自己的外婆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又从一位没落的侯爵手里廉价买进一整块良田美产，最主要的，他通过毁约——先是与别的葡萄酒商串通好决不低价出卖酒给荷兰人，而他自己却偷偷地毁约，暗中与荷兰人做下了买卖——卖酒、抛售黄金、公债投机等商业、金融上的牟取暴利的投机倒把活动来增殖资本，他的财产总数到底有多少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葛朗台的发迹史同样充满了血污。书中写道：“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

　　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在整个索漠城里，“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连巴黎的那帮人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和高贝赛克相似，葛朗台老头也是财富的奴隶，是被金钱物化的人。他也吝啬到极点，装穷、节俭，不管天气多么冷，不到11月不许生火，到了4月一定得撤火；每天分配尽量少的面包给人家；妻子病了不觉得痛苦，想到要花钱请医生却痛苦万分；妻子死了不难过，而女儿要继承妈妈的遗产却要了他的命；直到临终，他舍不得的不是孑然一身生活在世上的女儿，而是那些在他看来像人一样活的、会动的、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的金钱。他对女儿的遗言就是：

　　“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他告别人间的最后的一个动作是：“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让他亲吻基督的圣象，他却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到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从这方面来看，他和高贝赛克一样，一辈子过的都是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他们都把搜刮来的财富藏得严严实实，所谓财不外露。但葛朗台的谋财手法已经比高贝赛克进了一步，他知道通过商品流通来增殖财富，搞证券、公债等金融买卖，学会了投机冒险、自由竞争，显然比高贝赛克的手段高明。可以说，葛朗台是从旧式高利贷者过渡到金融资产者的典型，是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

　　假如说高贝赛克只有高利贷资本家的特点，而葛朗台老头还兼有农业资本家、工商业资本家的特征、并开始涉足金融界，那么，《纽沁根银行》中的纽沁根则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是具有更大的寄生性、更大破坏性的剥削者。这一形象的塑造，充分说明，“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路易·菲力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这是拉法格在谈及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钦佩时说的一段话。

　　纽沁根属于法国社会中最早的一批银行家。在19世纪初，他开始染指证券市场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到了拿破仑垮台后，他的纽沁根银行已在金融界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他的名声已蜚声于巴黎；时至波旁王朝末期，人们已不得不承认他是“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七月革命以后，他已拥有1800万财产，并被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获得了荣誉团大勋章。这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产物，他的发家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纽沁根诡计多端，且胆识过人，他看到，“这是一场金钱世界的战争，银行家就是一个征服者，他牺牲了大量的人命去达到无人能够识破的目的；他的大兵就是无数个人的利益。他要制订战略，布置陷井，投入兵力，夺取城市”，他不但洞察经济行情，而且关注政治动向，在你死我活的角逐中胸有成竹，从容自如地过关斩将，轻易获胜。

　　他已对蝇头小利不屑一顾，从来不在做小生意上斤斤计较，他要大刀阔斧地用100万去挣得3000万。正常的流通中求得货币的增殖已满足不了他的贪欲，还用卑鄙手法制造假象，散布谣言，在股市的涨落中投机取巧，牟取暴利。他前后三次搞假倒闭，停止支付，然后又突然恢复支付，使他的票据价值飞涨，人人争相抢购，而多少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他是无动于衷的，同行们被他玩得不是倒闭就是破产。这是一个买空卖空的行家里手，是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他掠夺的规模，置人于死地的本领，卑鄙与狡诈的程度，高贝赛克、葛朗台们只配望其项背，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纽沁根之辈所形成的巨额金融资本，不但对工商业资本和小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威胁，造成劳动群众日益贫困的状态，而且给社会带来萎靡腐化的风气。纽沁根的身上早已没有了早期资产者的守财奴特性，他过的是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豪华生活。他拿漂亮的老婆做活广告，将其打扮得珠光宝气，招徕顾客；花巨额造公馆；用几百万来豢养情妇。他绝对不堆积商品、贮存黄金，而是唯恐别人不知他是个大财神，用挥金如土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富有。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冒险精神，像赌徒一样喜欢孤注一掷，要么赔光，要么通吃！什么来钱干什么，房地产利息大，他就置地产；开矿赚钱多，他就设矿局。

　　高贝赛克只是躲在巴黎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捕食，葛朗台老头也只是在外省索漠城行凶，纽沁根却想把整个法兰西作为他施展才能的舞台，把这世界上的每一分钱都倒进他的腰包。因为他明白，“金钱只有到了其多无比的程度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他已经“把黄金、鲜血和污秽合为一流”，巴尔扎克说，他手里的每一枚铜板都沾满了千家万户的眼泪。这类“交易所的拿破仑”，在法国社会控制着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社会权力机关，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人。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通过这几个既有共性更富有个性特征的资产者，通过他们所采取的发财致富的不同方式，以及享乐的不同性质，把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自由竞争直至金融阶段的社会风貌形象地展现出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19世纪上半期不同阶段上的法国社会生活的一幅全景图画。没有如椽巨笔，难以如此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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