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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没有立刻走进客厅。平常他总是在过厅迅速脱下大衣,然后就好像不曾有过一日的劳累似的,精力充沛地来到客厅。这次不知为什么在过厅里耽误了一下。他突然叫起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谢拉菲玛问。

  “见鬼,扎伤了,马上来,马上就来……”很快他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枚金质奖章,胸前别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

  孩子们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盯着他的眼睛现出又高兴、又吃惊的神情。

  “这是什么呀?”沃洛佳指着勋章问道。巴甫洛夫从来没有戴过勋章和奖章。他对这些是无所谓的。

  “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这是对我多年工作的奖励!”巴甫洛夫故意挺起胸自豪地说。

  “那奖章是为了什么呢?”

  “这才是最主要的——是奖励我的科学研究成果。”

  “祝贺你”,沃洛佳非常严肃地说。

  “祝贺你”,薇拉、维佳和弗谢沃洛德也齐声说。

  “非常感谢。”巴甫洛夫躬身答谢。

  过厅里门铃响了。

  “这时可能是谁呢?”巴甫洛夫满不高兴地说。在这种傍晚时刻他谁都不欢迎,因为打扰了家庭的宁静。

  沃洛佳跑进过厅,回来时手中拿着一份电报。

  父亲去世了!

  母亲是9年前告别人间的。他突然痛心地感到,现在家族中他是最年长的了,一下子就步入一个新的境地,无论是身体上还是伦理上。不,他虽然已满50岁了,但并没有感到年老。但毕竟是50岁了!已经是50岁了!……

  在去梁赞的路上,甚至在去墓地的路上,他都不能摆脱这种身为长子的感情。

  他现在想到,父母已去,在兄弟姐妹们当中,他该是死在前面了。这种意识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年龄档次。

  巴甫洛夫全家都去奔丧了。德米特里也赶到了。兄弟俩拥抱后,哀愁地互相望着。两人身体还算结实,但在他们那灰白的头发上留下的痕迹不是秋天,而是冬天。

  父亲彼得服务多年的教堂,钟声悲痛欲绝。女乞丐大放悲声。教堂的合唱队唱起了圣诗,年轻的神甫做完了安魂祈祷。孩子们安静下来,最小的弗谢沃洛德紧挨着母亲。

  父亲的去世和重访故里唤起了许多的回忆。他想起有一次晒苹果的时候从木板台子上摔下来,病了很久,父亲曾为他祈祷。他还想起,此后过了很久,他已在教会学校上学的时候,偷偷地躲在楼顶小屋里读皮萨列夫的文章,谢切诺夫的《脑神经反射》一书他也是在这小屋读的,这本书后来决定了他这一生的道路。“好书至少应当读两遍”,这是父亲的教导。父亲是一个严峻、诚实而独立不羁的人,总是和领导关系搞不好。当然,他之所以生活拮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然的话他怎么还需要种这么大一个苹果园子,每到秋天把全部收成都卖给二道贩子?巴甫洛夫还记得,他是怎么和父亲争论的。当然,本不必那么尖刻。父亲有他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应该考虑的。

  但是他年轻,渴望有学习机会,还有就是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他们争论得如此激烈,以至于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在园子里一直干了好几个小时的活,用艰苦的劳动来平息心中的怒火。回来时虽然气消了,但并没有和这个执拗的儿子和解……他还记得以前满屋子都是那些房客的声音。他招这些房客也是因为生活不富裕……现在一切都成为往事了。巴甫洛夫久久地在一个个房间伫立,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他还想起那个冬天弟弟彼得受了致命伤被人抬进厨房的情景。大家看到他那痛苦的面容,都心如刀割——苦熬两个昼夜,彼得还是死去了。临死时他执着地要求把母亲带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免得她听见他的呻吟,他还要求在他死后把她送到彼得堡。大家照办了,把母亲送到彼得堡散散心。从此以后她就经常到德米特里那里去。可一次也没有去大儿子伊万家……他还想起,有一次他跑到母亲那里去寻求庇护和安慰。是她培养他成为一个诚实的、富有同情心的人,是她使他摆脱教会学校的不良影响,虽然她自己并没有文化。他爱母亲。她对谢拉菲玛的冷漠态度他也原谅了。她病后,他扔下一切来到梁赞,医生不能确诊她的病情,这是最最让人不安的事。当时他感到她情况不妙。结果他的怀疑证实了

  ——她患了癌症。

  巴甫洛夫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久久地站在窗前望着大街,回忆那些过去存在而今天已丧失的一切。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倍感沉痛的是他突然意识到,他这一走未必能很快再回来。梁赞家中除了妹妹莉达,就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15.没有受到重视,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1900年在世界博览会开幕期间,巴甫洛夫在巴黎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医生代表大会。他的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实验内科学——一个新的卓有成效的生理学研究方法》。还在1897年他就出版了他的《主要消化腺功能讲义》。

  这些在军医学院资助下出版的著作3年内在德国、法国、英国都已翻译出版。

  这些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在期待着他的到来。

  巴甫洛夫考虑到他的著作不仅对生理学家,而且对临床医学也有意义,所以决定对众多的医生和学者报告这个题目。但是在第一次会议上,由于音响效果不好,他的报告被拖延到下一次会议在巴黎大学举行。可是在巴黎他也没能做成报告——他病了。但取消是不可能的。他于是委托俄罗斯委员会的秘书利哈乔夫教授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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