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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也许是因为宣读报告的不是大家渴望见到的巴甫洛夫本人,也许是因为听众对接受这位俄罗斯学者的发现缺乏真正的思想准备,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看来,这与其说是使巴甫洛夫感到失望,不如说是使他感到痛心。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参观了许多学院和实验室,和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交谈,他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总的研究水平、实验室的装备和学者的劳动条件都大大高于俄国的水平。

  在他的出访国外总结报告中,他没有一处直接指责政府对祖国科学的落后关心不够,但是他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他对祖国科学现状的痛苦和遗憾。

  “我已经15年没有去过国外了,这次几乎所有国家的成就都使我感到震惊,就连那最穷的意大利也建造了一些生理实验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实验室像宫殿一样宏伟,其价值决不低于10万卢布。在新的实验室里一切都考虑得相当周到:科学研究的舒适环境,良好的设备,以及对生理学家的严格要求——实验室附属有实验人员的宿舍,这样就把实验人员的生活和他们的科研教学工作密切联系了起来。”

  这就是他第一次出国开国际会议的总结。而那著名的博览会,巴黎的名胜以及会后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的旅行只能使他感到疲乏。他已经无心去欣赏异国的风光,他急于要工作。

  “大家常常说,而且颇有道理: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波浪前进的。

  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似乎登高了一级阶梯,看到了更广阔的前景,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新事物”,巴甫洛夫写道。“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研究的方法”。他发明出并成功地实现了一系列妙不可言的高难度外科手术——制造小胃,胰腺瘘管,唾液腺瘘管,胆管末端瘘管,以及其他各种不破坏神经分布、供血及其他生存条件、不歪曲器官功能,又能观察和研究位于身体内部的消化系统各器官活动情况的手术。应该顺便提及的是,巴甫洛夫是世界上仿照人的手术室组建真正的动物手术室的第一人。手术几天之后动物就痊愈了。它们的健康恢复得几乎无异于未动过手术的动物。

  研究、试验、手术、观察——这是实验室的工作。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巴甫洛夫还必须担任军医学院院务会议成员的各种任务。在任务中最经常的就是充当论文答辩时的译阅文、提问人和答辩委员会委员,对提交学院争取奖章、奖金、各种学衔及称号的科学著作给予评定。不只是在生理学或药理学论文答辩时,而且在一系列其他临床医学学科的论文答辩时,他都被指定为三人成员之一。会议、大会、各种委员会……他竟有那么多时间来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实在令人吃惊!他实在是负担过重了。巴甫洛夫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这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就是科学赋予了他一种巨大而无穷尽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如果是无所事事,他反而会感到疲倦,而工作起来,他永远精力充沛。

  与之俱来的是声誉。跨越俄罗斯帝国疆界的广泛的声誉。他被选为瑞典、墨西哥、丹麦、奥地利、法国、德国的科学协会名誉会员。因为他的消化生理学著作,他在哈勒被授予利奥波德的卡罗利德国皇家自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他还获得了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

  但在家里谈的是钱。孩子长大了,要穿鞋、穿衣,要教他们外语、音乐,要请佣人。

  “到现在为止,我的全部时间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科学研究工作”,巴甫洛夫在他递给奥尔登堡斯基的申请书中写道,“目前,由于家庭开支增加(子女长大,要上学),我必须去做额外工作以补家用。目前,学院生理实验室已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它不仅吸引了不少献身于实验室的俄罗斯优秀科学研究人员,而且还吸引了外国人,此时我不得已而为其他事分心就更加不合时宜。殿下,如果你增加一些我在研究院的工资,使我从非科研工作的干扰中解脱出来,不仅对学院有利,对我个人也是一种公正的待遇……最后请允许我以愉快的心情告诉殿下:由于胃液生产日益增加,学院生理实验室的预算增加了将近1000卢布……”

  在巴甫洛夫的申请书上的批示:“请从应付给已故的年茨基的款项中拨给伊·彼·巴甫洛夫2000卢布。奥尔登堡斯基,1903年1月14日。”

  巴甫洛夫报告中提到胃液生产是有一定用意的,当时儿童中正流行一种胃病。无家可归的狗的胃液拯救了成百上千个儿童的生命。

  马德里!不,这个城市无论对巴甫洛夫,还是对谢拉菲玛都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普普通通的一个欧洲城市,没有严格的布局,又脏又乱。殷勤的主人邀请他们参观斗牛。但巴甫洛夫看后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野蛮的活动令人气愤。

  他是1903年4月到马德里参加第十四届国际代表大会的。出席这个会议的俄国有297人。巴甫洛夫和别赫捷列夫、科学罗托夫代表军医学院出席代表大会。巴甫洛夫还是大会主席之一。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在医学院阶梯教室中宣读了题为《实验心理学和动物精神病理学》的报告。报告涉及“心理唾液分泌”以及用条件反射方法分析此现象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明在常规和病态条件下条件反射的方法的优越性时,巴甫洛夫肯定说:“只有用客观研究的方法,我们才能逐渐对这种构成地球上生命的无限适应性做到全面分析。”

  巴甫洛夫以下列的话作为他报告的结束语:“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决定一切的是方法,是获得无可辩驳的坚实真理的机会。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而且必须只能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那么一个自然科学家把灵魂看作原则就不仅不必要,甚至对他的工作有害,白白地限制了他的勇气和分析的深度。”

  他这次的报告,和在法国第十三次国际会议时的情况一样,也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五六个老生理学家对这个报告感兴趣,会后在旅馆访问了巴甫洛夫。

  “我期待着反对的意见和热烈的讨论,”巴甫洛夫向瓦尔塔诺夫抱怨道,他们在威尼斯时就认识。“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开始我甚至都有点泄气了。

  难道这个报告就引不起一点兴趣?要知道我是全力在向存在于许多学者意识中的旧的心理开火呀。实际上这种陈旧的心理的末日已经到来。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全部迷信与成见的末日已经到来。但是却仅仅是一片沉默。我明白了,没有人理解我的报告……”

  像以往一样,他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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