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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生物站里养了大约100条狗。它们那优越的生活条件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

  在主楼屋顶下的三角形墙壁上写着“高级神经活动遗传学、实验室”,在旁边的塔楼上写着“细心再细心”。在实验室前面立着三座雕像,一座是创立反射学说的杰卡尔特,另一座是谢切诺夫,第三座是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巴甫洛夫生日那天向他发来了贺电。

  洛普欣大街被改名为巴甫洛夫院士大街。

  《消息报》的记者前来采访。

  “巴甫洛夫,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你是否能谈谈今后的打算?”

  “打算?现在我在可爱的科尔图什休息。我非常非常想再活很多年,活到100岁。甚至活到100多岁!我想一定要亲自完成条件反射方面的研究,加固从生理学到临床学和心理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可说是已大致搭上了。虽然关心我健康的医生们反对,但我还是想在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之前去英国参加神经外科医师会议。我还想明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上发言。

  我想活得长久,是因为我的实验室以空前的规模在蓬勃发展。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为了修建实验室,苏维埃政权拨了几百万卢布,我相信这种对生理学工作者的奖励——我仍然是其中的一员——将会达到它预期的目的,而我从事的科学也会在祖国的土壤上结出硕果。

  不论我做什么,我总是在想,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报效我的祖国。”

  涅斯捷罗夫把他所画的第二幅巴甫洛夫肖像自己复制了一幅送给了他。

  这就是那张以窗户为背景的巴甫洛夫侧面像,这张画像上他双手前伸,这个姿势表现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窗外是科尔图什的秀丽景色。桌上是盛开的花朵,象征着他那不断焕发青春的生活。

  巴甫洛夫在给这个画家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涅斯捷罗夫,衷心感谢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在我85岁生日时给予我的热情问候和礼物。我在迟暮之年仍能使你对我产生如此感人的友好情感,我十分幸福。

  愿你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不断获得快乐。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仍一直体验到一种永不枯竭的生活兴趣。祝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万事如意。你们的巴甫洛夫。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拨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汽车给他私人使用。开始巴甫洛夫不想要——他自己有一辆,虽然是旧了一些。但这辆车使他折服了。司机把车开进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轻盈地向前滑动。

  巴甫洛夫也不能不为其造型和性能的完美而倾倒。

  几天以后,他来到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病诊所,当他和同事们走下台阶来到等在那里的“林肯牌”的时候,他打开车门。

  “女士们,女士们,请上车!”他发出邀请。

  妇女们,像在所有这类场合下一样,愉快地喧闹着向汽车奔去。巴甫洛夫关了车门,汽车徐徐地开动了。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上车,巴甫洛夫同志!”

  巴甫洛夫笑了笑,向她们挥了挥手,然后拄着拐杖,微跛着向涅瓦河方向走去。一小时以后他又坐在生理学研究所拆阅邮件了。

  3.不老的老头

  “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

  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3次肺炎了。但他体质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85岁的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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