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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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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3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15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年5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100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 “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 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一生中共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 4.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他在1935年底抵达英国。刚到多佛尔，记者就蜂拥而来，一直到伦敦都没有放过他。到维多利亚车站，又有一批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和苏联侨民代表、朋友和熟人围了起来。记者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弄得他疲惫不堪，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终于，苏联大使迈斯基跑来解了围。他很快把巴甫洛夫送上汽车。他们才冲了出来。 “唉呀，现在我才得救了！可以稍微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巴甫洛夫说。旁边坐着的是陪同他来英国的大儿子。 “船上颠簸得不太厉害吧？”迈斯基问。 “噢，不，一切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不习惯乘船，但是我发明了一种和晕船作斗争的方法：在摇晃的时候把目光固定在某个不动的东西上，就好受多了。我躺在船舱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这样我就感觉不到晃动了……真的，我现在感到生活非常有意思！啊，我真希望能多活几年！ 我想，人类机体的活动曲线大致是这样的：35岁以前是急遽上升时期，35岁到60岁是平稳时期，60岁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人类机体固有的正常生命长度至少是100年。我们往往因放纵、生活无规律以及任意糟蹋身体而使这个正常限度大大缩短……我要争取活到100岁。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明年马德里要召开一个国际心理学家会议。我一定要去，我要和他们斗一斗！他们迷失了方向，总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谈生理学还有什么心理学！我想，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制定一个治疗神经分裂症的计划。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 “你过的是一种伟大而充实的生活”，迈斯基说，“据我所知，在列宁格勒市郊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生物站？” “是的，在科尔图什。我对这项建议极其满意。病好之后我曾到那儿散步。那儿的环境都使我欣喜若狂。周围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开阔的地平线赏心悦目，天上有云雀歌唱。而附近是整整一座科学城！在这里可以进行任何重大的实验和研究，我现在很幸福，非常幸福！我还记得在1920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表示过怀疑。那时我就对他说：‘几年以后请你到我们这儿来吧，那时我们再看！’不久以前他到我们科尔图什来过。我对他提起了那次会面。我问他：你的‘黑暗的俄罗斯’哪里去了？”巴甫洛夫愉快地笑起来，他都张口结舌了，他的幻想力不够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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