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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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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秋,保尔·居罗姆在他圣霍诺勒郊区的画廊举行了毕加索与马蒂斯联合画展。立体主义的信徒们对毕加索新作所运用的古典手法十分不满,他们叫嚣要把“只会抄袭”的毕加索开除出立体派。面对蜂拥而至的责难,毕加索又发惊人之语:“抄袭别人是必要的,抄袭自己是可耻的。”转过身来,对着科克多哈哈大笑:“我终于把他们给甩开了。” 还是阿波利奈尔在画展目录上所写的序言,显示了这位诗人对毕加索的深刻理解: 他改变了方向,看上去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但这是一次更高层次的回归,是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他总是越来越伟大,总是通过研究未曾探察过的人性,或者与以往进行检验比较,来丰富自己。 毕加索在他一生伟大的艺术实践中,受到过难以胜数的困挫、责难、辱骂,他都义无反顾地挺过来了,除了他天才的灵感和顽强的意志以外,那就是他总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知音,他们在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与优秀品质,给了毕加索以极大的信心。阿波利奈尔便是其中的代表。 但此刻的阿波利奈尔,已陷入命运的劫数之中,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好友擂鼓助威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睁开自己的眼睛,一片混沌压在他的头顶,啊,鲜花飞来了,艳丽无比,还水灵灵的呢……怎么?一阵腥臭,上面沾的是唾液……啊,唾液淹没了我……光明的黑暗……黑暗的光明…… 阿波利奈尔弥留之际,他的窗外正挤满了游行的群众,他们挥动彩旗,高呼着“绞死吉罗姆”的口号,抗议戏剧《蒂雷齐亚的乳房》上演。他只剩下一口气了,问妻子这个吉罗姆是谁,是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 柯尔布泪流满面,在阿波利奈尔眼前幻化成一团白光。他听见妻子说,这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他们诅咒的“吉罗姆”是德国皇帝。 毕加索听说群众在街上游行,声势很大,而阿波利奈尔刚感染了西班牙流行感冒病毒,恐怕受不住,他立即赶往医院,想去陪陪这位遭受苦难的朋友。 他沿着利佛利大街的连环拱廊迎风疾步,当他在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寡妇戴着的皱绸面纱飘到了他的脸上,裹住了他的头,他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猛然跳得厉害。他跑到阿波利奈尔的病室门口,就听到了柯尔布凄绝的哭喊。 巴黎各大报纸均发布重要新闻:11月9日,诗人、艺术家阿波利奈尔病逝,他穿着战争时的上尉军服,手里拿着十字架。 毕加索欲哭无泪,他久久地凝望着好友的遗容,在心中铭刻这最后的纪念。科克多写信给萨尔蒙说:“可怜的阿波利奈尔已经去世,毕加索过于忧伤,不能执笔写信,他要我写信给你,并安排新闻讣告。” 毕加索知道,阿波利奈尔的死,将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画了一幅漫画,把阿波利奈尔画成坐着的教皇,头戴三重皇冠,手持牧杖,口衔烟斗。毕加索以此预示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开拓者和发言人。他在阳台上低徊不已,吟咏着阿波利奈尔的名篇《美人鱼》: 我怎么知道,美人鱼,你的苦恼从哪里来 每当深夜,你哀声叹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样,海啊,充满了幽潜的声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就叫年代 5 战争的杀伐给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普遍的危机,军队的铁蹄也极大限度地践踏了艺术之花。但人类的生机是不可抹煞的,在中立国瑞士,在厮杀与对峙的缝罅里,一群流亡艺术家尽情地展示他们狂乱不安的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的言行疯狂、怪诞、矛盾之至,以彻底否定这个风雨飘摇的旧世界。艺术家们扭曲的面孔、破碎的心灵聚集在一起。在这片经历过炮火和饥寒的废墟上,新的艺术种子正酝酿着破土而出。 促成这一新的艺术运动产生的重要人物,是从德国慕尼黑流亡来的哲学家、诗人雨果·巴尔。1916年2月,他和妻子歌唱家赫宁格斯在苏黎世城的米埃尔区办了一个“伏尔泰酒店”,这里因经常举办画展、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等,而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聚会场所。2月26日,来自罗马尼亚的诗人扎拉、画家扬科,来自巴黎的雕塑家阿尔普和妻子索菲,来自柏林的精神病医生兼诗人胡森贝克,来自慕尼黑的画家李切特等人围着伏尔泰酒店二楼的一张圆桌,商议为他们的集团起一个名字,来延续被战争中断的以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为核心的那一现代运动。他们把毕加索的素描和铜版画张挂在墙上,朗诵阿波利奈尔的诗歌,但他们的争论非常激烈,无法确定一个宗旨,只得由巴尔和胡森贝克两人用餐刀随意插入一本德法辞典,餐刀正好插在某一页的一个词语上: “DADA”。它在法语中,表示儿童玩的一种木马;在罗马尼亚语中则近似肯定的口语“是的”;而在德语中,又与幼儿呀呀学语时呼叫爸爸的语调谐音。胡森贝克说:“就用‘达达’这个词吧,它正好是为我们的意图而发明的。这儿童的第一个声音表现了原始性,从零开始,我们艺术的创新。” “达达主义”迅速从苏黎世向全世界辐射,引导着战后艺术运动的新潮流。 达达主义的浪潮将立体主义的船只推进了历史的港湾,毕加索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1918年9月,他随佳吉列夫芭蕾舞剧团来到了伦敦。青年时代的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出走,当初就是想越过英伦海峡的。一晃20年过去了,毕加索由一个忍饥挨饿的穷画家变成了可以呼风唤雨的画坛领袖,身边还有一位贵族气派的夫人,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1920年,达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诗人扎拉到巴黎访问造型艺术家毕卡比亚,他们就当代文学和艺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吸引了作家苏波、路易·阿拉贡、保罗·埃鲁阿德、安德列·布列顿,这些人都是“巴黎达达”的骨干,毕卡比亚家就成了达达主义者的俱乐部。 达达主义在巴黎的发展,使他们一改以前对毕加索的欣赏和崇拜。他们深知,要轻易攀越毕加索这座高峰靠技艺是难以达到的,妒忌和攻击也许可以削弱他的声誉。毕卡比亚傲慢地说:“毕加索如果想成为一个达达主义者,就必须放弃立体主义。”好一副山大王的嘴脸,粗横无理。 其实,毕卡比亚与扎拉的那次会谈,恰好是将达达主义引向歧途的开始。他们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一句话作为口号:“破坏就是创造。”于是乎,拿一张报纸、一把剪刀,把文字剪下来,按你所需要的诗歌长度,任意排列这些剪下的文字,便是一首诗。绘画更是无意义的线条和胡乱的色彩构成,倘若有人能说明你画布上那些玩意的意思,你就不是成功的。毕卡比亚正是这种“艺术”的主要实践者,他的一幅《扎拉肖像》,画上根本就没有人像,尽是些圆圈、曲直线和莫名其妙的字词,如“幻影、确实性、观念幻术、蒸、花、香”等,然后写上扎拉的名字,完了。不知扎拉对好朋友给他画的这幅肖像是否满意,他肯定不会天天悬于床头案前顾影自怜,因为那画上压根儿就连影子也找不着。 毕加索对达达主义既想拉拢,又要攻击他的两难心态觉得好笑,他一方面与达达主义的一些很不错的画家诗人保持友好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毫不苟同他们的观点。他不留余地地说:“达达主义就是反艺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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