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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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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学说在艺术领域兴风作浪，造成了流派的裂变和新风格的形成。巴黎的达达主义内部因各执己见而产生了分歧。

　　1922年，达达主义的干将阿拉贡、布列顿、李普曼、毕卡比亚、扎拉云集巴黎，布列顿还招来了德国科隆的恩斯特和阿尔普。恩斯特1911年才开始学画，那一年他意外地看到了毕加索在科罗那的一次画展，他意动神驰，决心舍弃工作，以画为业。来到巴黎后，他与诗人艾吕雅同住一个房间。

　　6月的一天，达达主义在圣麦卡尔戏院举办“胡子心扉晚会”，毕加索也应邀来观看演出。于是，他亲眼目睹了布列顿、艾吕雅跳上舞台，宣告与达达主义的决裂。他们用阿波利奈尔发明的“超现实主义”作为新运动的名称。

　　阿拉贡认为，他在1919年从军队复员时，布列顿和苏波给他看的他们合写的小说《磁场》，是超现实主义的开端。《磁场》是从预先规定好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初次尝试，它描述了战后法国青年的“黑暗的绝望心理”：

　　除了死寂的星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双唇比荒芜的沙漠还要干涸，我们的双眼茫茫，毫无希望……今日傍晚，我们坐在绝望的河畔。我们甚至于再也没有幻想。而我们扬声欢笑的时候，路人惊奇地回过头来张望，然后急忙地赶回家去。我们是一群疯子，我们甚至引不起别人的鄙夷。

　　阿拉贡一口气把它读完，连声说：“真是太精彩了！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下意识的创作。”他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他后来还风趣而自豪地说：

　　“我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生父，而是他的接生婆。”超现实主义初一形成，即显示出其叱咤风云的力量。演讲画展朗诵会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每个人都为自己能走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前列而感到光荣。他们公开打着“叛逆”的旗号令当局不能容忍，许多人被捕或以违犯公共秩序罪遭到拘留。集团的主要成员们绞尽脑汁，想出五花八门的言行，企图既带有颠覆性和侮辱性，又能免坐班房，因而产生了许多笑话。罗贝尔·德斯诺斯在人群密集的地铁车站对一个牧师说：“早安，太太。”

　　艾吕雅四处演讲，每次讲毕，则高呼口号：“打倒军队！打倒政府！”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去了拘留所。

　　毕加索的那个小老乡米罗温文尔雅，最怕惹是生非，他在街上只是象征性地喊了声：“打倒地中海！”地中海面积那样大，沿岸有十几个国家，是个模糊地区，谁也不会往心里去。于是，人们都看不起米罗，责问他：“你说那种话干什么，那有什么意义？”米罗硬着头皮回答：

　　“地中海是我们整个希腊—罗马文化的摇篮。打倒地中海，意思就是说打倒今天的一切。”这个说法很勉强，但主题还不错，米罗才得以过关。毕加索笑着说：“米罗长期以来一直装扮成天真的小孩子，在滚铁环玩。”

　　米歇尔·莱利可就没有米罗那么幸运。他喝醉了酒以后骑着自行车上街，碰上警察就骂几句。尽管他的叔父是地方警局的长官，他还是被拘留了48小时，而且足足地吃了一顿皮鞭，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莱利因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925年7月15日，超现实主义的会刊《超现实主义革命》出版了第四期，《亚威农的少女》在问世18年后，首次被布列顿刊出。

　　布列顿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突然发现，达达主义的内讧在于他们所走的道路越来越窄，他们的纲领狂妄而僵硬，是手足无措的产物。毕加索的天地却是无比广阔，他神游八极，意随心至，手到擒来。他的画，既发自内心，又立足现实，所以人们在短暂的误解之后，总是持久而热烈的赞赏。

　　1923年7月6日，达达主义临时集会，一个叫皮埃尔·德·马索的人跳起来喊道：“毕加索已经在战场上死去！”布列顿极力为毕加索辩护，他一嘴难敌百口，忿然拿起一个罐头盒朝马索的手臂上打过去。

　　从那时起，布列顿就在考虑与达达主义分道扬镳。他的想法和艾吕雅、阿拉贡等人不谋而合。《超现实主义革命》创刊后，布列顿首先就找到毕加索，希望能提供他的最新作品。但毕加索不愿与流派和团体发生纠葛，几次婉拒了布列顿。

　　布列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在画商雅克·杜凯的寓所看见了他收藏的《亚威农的少女》，大为震惊。他对毕加索说：“我一定要把它发出来，否则我就不是布列顿！”毕加索深受感动，他同意了。

　　在《亚威农的少女》刊出的同时，布列顿配发了一篇论述毕加索的长文。文中，他说，现实并不只是肉眼看到的东西，因而画家必须描绘自己内心的模特儿。毕加索的作品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表现了无限广阔和无限深沉的幻想世界的内幕，把人的形象推进到一个更崇高的水平上。他的结论是：

　　“我们现在拥有的地位，当初迟迟无法取得甚或丧失，其关键仅在于未能断然肯定这个人。”

　　“如果超现实主义采用了一种道德观念体系的话，那么，这种道德观念无非就是毕加索已经做的和他今后将要做的那些……毕加索乃是超现实主义的神圣典范。”

　　3

　　布列顿的长文使人们都把毕加索当作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毕加索并不首肯这一点，但他还是与超现实主义者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特别珍惜和那些诗人们在一起的机会，布列顿、艾吕雅、阿拉贡，他们思维活跃，感觉敏锐，才华横溢，不仅在绘画上给予毕加索相通之灵犀，而且还诱发了毕加索久藏于心的诗兴。别人说他是画家，他无所谓；如果有人说他是诗人，他那高兴劲几天还消化不了。难怪科克多在一封信的开头，写过这么一行文字：“我始终把毕加索看作一个诗人。”

　　1925年3月，毕加索带着奥尔佳和小保罗来到了蒙特卡罗，为的是拜访佳吉列夫芭蕾舞剧团的老朋友们。他们常常在山顶时髦的贾尔迪诺饭店进餐，这里也是毕加索夫妇经常拌嘴的地方。大家都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已十分恶化，很小的事也能使他们大干一场。

　　有一次，毕加索嘲笑奥尔佳用餐巾纸擦嘴的姿势是学了他的波斯猫的；奥尔佳反唇相讥，说毕加索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是模仿“厄列德列”（毕加索养的狗名）的结果。毕加索又说，奥尔佳最近发胖归因于她吃了大量的劣质胭脂；而奥尔佳更损，说毕加索之所以长不高，是因为他的“恋母情结”。

　　个矮是毕加索的一大忌讳，他最好的朋友在他面前都不敢开这种玩笑。当人们羡慕地说他现在应有尽有时，他总是无奈地说：“不，不对，我还缺五公分。”奥尔佳竟然还将它与他的母亲牵扯在一起，毕加索立时拉长了脸，饭也不吃了，匆匆离席。

　　当毕加索重新坐在巴黎的画室里时，他的内心百感交织。翻腾的脑海里，时而是芭蕾舞演员翩翩起舞的精彩表演，时而又是奥尔佳脸部变形的嘲弄神情，时而是阿波利奈尔身着戎装的英姿，时而又是伊娃临死前痛苦的面容……毕加索找到了一个生动而鲜明的主题：舞蹈。

　　是啊，人生不就是在岁月舞台上的一次表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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