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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我曾努力地抑制我所感到的背叛和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我砍去了自身的和我们关系的一部分。”她生来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尊言和自制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现在她继续维持着他们种种形式的生活，只是不提自己的痛苦，不提自己的任何要求。她变得更加疏远他了。

　　弗朗索瓦丝在她的工作中和她的孩子身上正在找到自己。她每天花数小时的时间给克洛德和帕罗玛画素描和油画。她画帕罗玛发困时的样子，在一块三合板上用水粉画克洛德穿着泰洛德的衣服坐在地上的样子。甚至把那只新弄来的小狗也画进去了。

　　她非常喜欢她的小女儿，她给母亲和外祖母的信中说：“我给这位最美丽的人中最美丽的孩子画了一系列挨在我身边的素描，我还是在写生，而且在试图把她那难以言状的清新中散发出来的诗意描绘出来——小小的脑袋，一幅路易·大卫描绘的姿态，两撮眉毛，眼睫毛像迅飞的小鸟，完美的睡容，这些同在她身边的那个比实际上的我更痛苦更忧虑的女人形成对比。我很快画出一张又一张的素描，以此来解放自己，我的画唱着它们一行行诗句般的歌曲。我在工作的热情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幸福，因为这不是一个发现某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或新词汇的问题，而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充实和澄清。”在信中，她没提巴勃罗。巴勃罗仍继续在法国四处出击，除了和热内芙·拉波特在一起外，就是看了这场斗牛又看那场斗牛。他为自己的这一癖好寻找到正当的理由。他说：“我之所以爱好看斗牛，是因为借此可以窥见斗牛士临场时的准备情景。他们每个手里都有自己设的神龛，里面供着圣像、章饰真好看——谁要是见到，都一定会喜欢的。”

　　当著名的斗牛士路易·米该尔·多明更向他请教“一些绘画的基本见解”时，他认为画画应该有自身的自由和自发性，他对多明更说：“到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无需借助任何外部的帮助，你就已经学会了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此之前，我可以对你解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点儿用。”巴勃罗所相信的东西很小很小，但是他的确相信绘画中某种本质的自然状态。

　　他对海伦·帕美琳说：“艺术，正是艺术扼杀了我们。

　　人们不想作画：他们在凭借艺术。人们要想要艺术，于是他们得到了艺术。但是，画里的艺术越少，绘画本能也就越多。”

　　“尽管毕加索的艺术是科学的实践，但是由于它的直观性而几乎被忘却了。他的艺术又重新结合了人类孩子气的涂抹，那时绘画还不曾成为一种语言。”

　　1952年10月，莫里斯·雷纳尔在《论坛报》上写道。在同时，巴勃罗正在为瓦劳利的小学堂创作壁画系列《战争与和平》，在这些画上，他的艺术真的“重新与孩子气的涂抹结合起来了”。首先，他开始画《战争》：“我从右侧开始画，那些外省的棺材，一路上艰难地颠簸，你可以在小镇的街道上看见，多么可怜，发出刺耳的声音，画上其余的都是围绕这个形象来画的。”在《战争》这幅画中，有一匹正带着挽具的马；而在《和平》一画里，鸟笼里画上了鱼，而水族宫中却画上了鸟——一种对于无限的可能性的肯定。他在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赞叹地对考克托说，马蒂斯从来没有屈服于老年的古板。他想确定自己也没有屈服，这是挫败死亡的又一种方式。

　　斗牛是另一种方式，斗牛者和死亡的决斗是他自己的决斗。他说：“斗牛士永远看不见他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他没有机会像一位作家或画家那样修改它，他也不能像音乐家一样听它，他只能感觉它。只能听人群对他的反映，当他感觉到它并且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作品时，它就会抓住他，以至于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所谓了。”在画室里，巴勃罗懂得这种迫切性，懂得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他在那以生和死作赌注的舞台上使之再现。他对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作的毫无批评的颂扬不屑一顾，但是，他越来越怀疑自己作品的方法和力量。他开始把作品的价值和他所能卖得的钱数划等号。他心中开始有一个悬念，那就是：他的艺术所具有的价值，它已经到达的高度，今后的命运换而言之，将来，我们的后人对他的作品将如何评价？

　　这种疑虑与期望，使他感到痛苦。

　　弗朗索瓦丝在生活中面临着某些非同寻常的难题，她和巴勃罗在一种更加突出的相互对峙的状态下生活在一起。当她告诉巴勃罗自己“没理由呆下去”的时候，巴勃罗的作法好像是在表示愿意给她一切可以离开的理由。他开始在乡下东奔西跑，把自己弄得形容憔悴，疲备不堪，还时常问弗朗索瓦丝是否还想离开他。他和拉波特在一起时对她说：“我内心充满矛盾我在对某些创作满怀喜欢的同时，又会中了疯磨似的予以摧毁对于爱情，亦是如此：在抱有生儿育女的愿望的同时，又往往会萌发摆脱妻室羁绊的念头。一个孩子的降生，既向我预示爱情的结束，感情上的摆脱，但同时又在我的身上结上了许多道义的、责任的纽带。”他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你知道吗，我觉得负有责任！”他还表示，让拉波特为此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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