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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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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托的情况很不妙。他在意大利经济压力极大,拍片子困难重重,他和褒曼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这时他们的结合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褒曼在1956年1月19日深夜从巴黎写给在罗马的好友吉吉·乔西的信中诉说了她当时的心境: 我亲爱的吉吉,这是要求你在审判时作证的一封信。罗伯托刚刚动身去意大利,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他带走了我写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同意分居。只准许孩子们住在意大利,或者住在法国。他带走了孩子们的护照。正如我从前对你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这是否在开玩笑?也许是真的。事情提出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当真。可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害怕会发生什么,我想这回可能是真的发生了剧变。今天他对我说,如果我不照他的要求写那封信,今天晚上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他说,等我从制片厂拍完《海伦娜和男人们》回来时,他们就已经走了当然我不信他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我想即使没有火车票,他也会开着车把孩子们带走的。 于是我答应签字。如果需要的话,希望你把这一情况告诉罗西里尼的妈妈,正如我过去对他说过的那样,我不会同意签字的。罗伯托还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同意,他就要制造出一件大丑闻来。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要制造什么丑闻。可是我得去制片厂,我没有更多时间来与他争辩这件事。 亲爱的,从你走了以后,我们安静地过了几天日子。然后他决定我们应该在星期天写这封信。我们要用一整天的时间研究一下,我们将来该怎么办的问题。整个星期天,我都在等着。可是他根本没提过这件事,最后我提议我们去看电影。令人奇怪的是,他和我一块去了。我不记得我们在此以前最后一次一同去看电影是在哪年哪月。就这样一天过去了。一周又过去了……他虽然有点烦躁不安的样子,可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谈论了各自感到苦恼的事情,我觉得要是我们能谈谈,也许会相互更加了解。可是,今天偏偏出了事。 晚上,我签完信件后还恳求他不要这样,我生气地哭了,我使出了我那痛苦的心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办法。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有时太易于激动。确实这样,我确实不会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他整理行李的时候,拒绝我的帮助。我拿出扑克牌来,也许他会和平日一样要玩玩,他也拒绝了。他躺在床上,我走近他,脸贴在他的胸部哭了起来,我失声痛哭。然而,此时我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幽默的天性,我竟大笑起来。感谢上帝,此时此刻,即使在最悲痛之际,我也没有丧失自己固有的、幽默的天性。我想是我的这种天赋的秉性在以后的岁月里拯救了我。我叫他临行前喝口杜松子酒,想开些,理智些,事情不要做的太绝,可是他充耳不闻。 早些时候,我在端详他的‘新费拉里’牌轿车。这是个庞然大物,每小时可以跑300多公里。我对他说这简直像个飞碟,而且它也确实是个飞碟。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用手指在方向盘上画了个十字,就像孩子们在睡觉之前我在他们额头上画十字那样。我敢肯定,罗伯托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当他驾驶着这庞然大物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疾驶时,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希望你保存这封信,也希望你保存这个信封,邮票上的邮戳能说明这封信是今天写的,今天发出的。真不知道我害怕什么,我想这也可能是在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有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害怕再一次失去我的孩子,我不怕孤身一人,而是害怕我的4个亲生孩子被从我身边带走。 像往常一样,事情终于暂时平息了下来。 罗伯托应邀在巴黎大剧院导演一出话剧。接到邀请后他心情格外激动。这个剧的剧情是描写犹大的。他从来没有在剧院导演过话剧。他开始研究剧本,认真地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演出方式。彩排时,男主角不喜欢罗伯托的处理方式,因而产生了不少的纠纷。一天,罗伯托脸色苍白地回到家说:“他们叫我走,他们要另请导演。”褒曼很为他难过。罗伯托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聘打击得心灰意懒。褒曼双手抱住他说:“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你肯定会有事可做的。” 巴黎大剧院匆匆辞退罗伯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问他是否可以导演《茶点与同情》。剧院经理问他:“你妻子愿意演这个剧吗?”褒曼替他回答说:“我这点法语水平是不可能演戏的。”可是剧院的波普斯库太太说:“听我说,我是从罗马尼亚来的,要是我能干,你也一定干得了。”她口音很重,可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演出,大家却还喜欢她,尊敬她。 褒曼回到家中,阅读了英文本的剧本,觉得很喜欢它,当然心中也疑虑重重。罗伯托过去从来没有导演过舞台剧。她想,一个意大利导演一位瑞典女演员用法语为巴黎观众演出一部美国戏,效果会怎样呢?后来情况还是有所变动,先演出《安娜斯塔西亚》。 褒曼的老朋友凯·布朗决心帮她重振精神,再返美国影坛。不久前凯·布朗曾把《安娜斯塔西亚》剧本带给褒曼。“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花费巨资,买下了摄制权。安纳托尔·利特瓦克准备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他曾经宣布过他担任导演的条件:必须褒曼担任主演。 在好莱坞时,他们曾经晤面好几次。他想让褒曼演一个叫《蛇巢》的影片,可是她后来拒绝了。由奥里维亚·哈惠兰任主演,由于她卓越的演技,此片荣获奥斯卡金奖。安纳托尔不住地说:“瞧,你失掉了什么!”褒曼回答说:“我知道我丢了什么,剧情是关于疯人院的故事,我受不了。这当然是个很好的角色,可是要是我主演,肯定得不了奥斯卡金奖。”她也谢绝了在《农家女》中主演一个乡音浓重的瑞典小姑娘的角色。后来洛雷塔·扬扮演了这个角色,也荣获了奥斯卡金奖。褒曼是瑞典人,又去扮演瑞典姑娘,她不愿意。拒绝扮演这两个角色,褒曼从来没有半点憾意。 在巴黎,褒曼有位朋友,叫伊莱恩·肯尼迪,她是位加拿大小姐,给褒曼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去雅典“广场旅馆”的酒吧间去见安纳托尔·利特瓦克,事情至关重要。 于是褒曼和安纳托尔坐在酒吧间的一个角落里,商谈了《安娜斯塔西亚》一片的拍摄事宜。 他说:“我只是想知道,要是我说服了别人,你是否愿意演?”“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里的“别人”认为褒曼是个扫帚星,无论他们要褒曼演什么片子,什么片子就一定要搁浅,就要被禁演,就要被逐出美国。这部影片准备在英国拍摄。这是个极好的角色,褒曼很有兴趣。福克斯公司对这件事讨论了很长时间。褒曼终于收到了他们同意并邀请她主演的电文。福克斯公司对她可说是孤注一掷。当然她必须告诉罗伯托,她不仅要演好《安娜斯塔西亚》,而且还要在英国拍摄。 罗伯托不同意。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像往常一样,罗伯托威胁说要驾着“费拉里”牌汽车去撞树,过去他总是用自杀来威胁褒曼,他要去自杀,而她就会感到内疚。可是这次褒曼不想念他的威胁了,她决心要演好《安娜斯塔西亚》。她说:“我们要为孩子们着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钱。我们必须还债。我们必须重操我们已做出成就的旧业。”可是说服他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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