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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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1845至1846年间，经常到他家聚会的人当中，较著名的有诗人普列谢耶夫、政治家米柳京、批评家B·迈科夫、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丹尼列夫斯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近卫军军官蒙别利，和大学生哈内科夫等。第二年冬天，到他家来的还有Φ·陀思妥耶夫斯基、恩格尔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又将各自的朋友带到他那儿，于是新来者源源不断。集会越来越活跃，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样化。聚会者就共产主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作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庭和宗教的学术报告。逐渐地，小组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他们经常围绕俄国社会各种热点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如农奴制度的腐朽、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官僚的昏庸、书报审查制度的严酷等等。特别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小组的一些成员准备组织秘密团体，采取激烈行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思想千差万别，尽管星期五的来访者形形色色，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现存制度不满，渴望改变现状。　　这一代人，是在沙皇尼古拉统治下长大的。用伟大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的话说：“他们忍受着全身骨折的痛楚，但他们幻想着全人类幸福的到来，并以此抚慰那受伤的心灵。” 　　据赫尔岑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了解，他这样评价：这个小组“当时对我来说是颇为新鲜的。40年代初，我只看到了它的萌芽，它发展于彼得堡，在别林斯基的事业快到尽头的时候。而它的形成，则在我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组成这个圈子的，都是些年轻有为、极为聪明博学的人；但这些人却有点神经质、病态，走不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警察暗探密切注意着这个小组的动态，时刻等待行动信号。它的名声和影响，却在警察机关的眼皮底下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部，开始出现了分歧和裂痕。一个没有明确纲领和目标的自发组织，发生这样的事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人开始议论，打算组织秘密团体，准备为起义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另一部分人相反，被激进的变革想法所吓倒。地下组织的分化，已是不可避免。　　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不再满足于在他家的聚会。1848年3月，他抱怨说，每星期五来的人，“一无所知，又不愿学习……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连基本概念都不清楚。” 　　在闹分裂这一阵，哈内科夫属于“纯傅立叶主义者”这一派。他正在积极征集自己的支持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哈内科夫独具风格，思想活跃，性格果断，信念坚毅。由于结识了哈内科夫，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接触到了40年代末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那受到压抑的活动，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后来领导的、60年代的先进人物更为气势澎湃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前奏。　　如果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俄国将来社会变革的实质，仅有模糊的认识，那么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已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通过消灭专制和农奴制度，人民才可能获得解放。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刚开始和这个小组的人员接触，还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彼得堡的另外一个“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　　伊里纳尔赫·韦津斯基也是萨拉托夫人，算是同乡，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长15岁。他8岁的时候便离开父母，被送进宗教学校。他的胆子忒大，最早独自去到莫斯科接受非宗教教育。　　这个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嗜书成癖，书本成了他惟一的乐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弄到手的一切书刊，接触到了大量俄国的和翻译的文学作品。后来他成了狄更斯作品的著名翻译家。他还钻研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一共掌握了7种。　　到了莫斯科他没能进入大学，便进了神学院。神学院教授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有时从城郊步行到莫斯科去旁听大学的课，深入学习语言和文学。　　1840年初，韦津斯基徒步到了彼得堡碰运气。首都初时对他非常冷淡，他一连好几天无物充饥，有时露宿在公园的亭子里。27岁时终于进入了彼得堡大学。　　命运使韦津斯基遇上了阿拉伯语文学教授、《读书文库》的编辑先科夫斯基。这位教授对韦津斯基的能力甚为赏识，就把他吸收到编辑部工作。韦津斯基就开始不停地写，《读书文库》上大量出现他的译文和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他继续在大学学习。　　1842年8月，他顺利地在彼得堡大学毕业了，获哲学候补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贵族团，后来在炮兵学校教俄语和语文学。1847至1848年期间，每逢星期五朋友们都到他的寓所聚会。谈论政治，议论俄国必须发生变革，讨论欧洲的事变。这个小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部分成员有联系。1849年春，韦津斯基也遭到了危险。有人向当局告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间接了解到有一个叫韦津斯基的人，是个神甫的儿子。据说他聪明过人，恪守某种不讲道德、反对宗教的信条……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挚友，但行为谨慎，因而不从属任何社团。” 　　一场灾难有惊无险。小组仍然到他那里活动，只是时间改在星期三。谈的东西比较小心——谈用笔杆子挣钱的办法，谈出版者和杂志，谈翻译，谈学校。1949年底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按期到这里来。韦坚斯基不止一次地向大家介绍：　　“他知识渊博，掌握了大量透彻分析的材料，而且思路开阔、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有一副惊人的头脑！也许，他将超过别林斯基。” 　　近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奇想：万一他瘁然暴死，来不及整理他那用特殊的速写方法记下的日记，就谁也无法读懂成了一部天书。他的日记字体细小，笔迹密密麻麻，混杂使用了俄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四种字母，外加特殊的线条符号。这种写法的代换和缩写，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预感到自己不是平庸之辈，难道不该把这些本子，留给后来的传记作家吗？　　看着眼前这些本子，心中一阵忐忑。这些日记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是联系在一起的呀！　　他抄写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用的就是速记方法。因此，他觉得这篇东西，可以成为别人解读他的日记的钥匙。　　除了笔记的命运，他又想起了少年时代醉心的“永动机”。　　从中学起，他就幻想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使之流芳百世。这个幻想，是和他的“永动机”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以防万一，他想把所有的设计图纸整理好、绘制完成。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未进行过机器模型的试验，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琢磨。不过他坚信，这个设计是可行的。除了主要的设计图，他的心思曾一度放在一个附属的设计方案上。这个方案，在总体上正好与加里斯在1848年发明的仪器大同小异。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看到加里斯的这项发明时，起初有点怅然若失，似乎他的发明权被夺走了。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合实际，不如发明一种“永动机”，可以为普天下的人造福。　　这之后，他更加用心琢磨这项“伟大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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