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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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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集》惹风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手《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职务时，已经是一个知识渊博、完全成熟的学者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季节。为了指导刊物的方向，他把主要力量用在研究作品和撰写评论上面，真个是文思如喷泉，成果满枝头。他写的书评或其他论著，几乎涉及一切知识领域。他熟悉每门学科的最新成就，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他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国外的狄更斯、贝朗瑞、海涅、拜伦、乔治·桑等著名作家。 他在1855～1856年间，陆续在《现代人》上发表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一书，在他的论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可说是一部权威的俄国文学评论史。它概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评论思想的发展，批判了这一时期一些反动评论家的文艺思想，特别阐述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及其文学评论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1856年，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发表了《外省散记》，对俄国社会生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对丑恶现象无情鞭笞。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评论称：“《外省散记》不但是出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本属于俄国生活历史的高贵而卓越的书。” 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描写农民生活和刻画农民心理相当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著文充分肯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中，经常拿西方作家和俄国作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俄国和西方文学的差别。他多次指出俄国作家有一个突出特点：对祖国发自本能的热爱。西欧作家则不然，大多数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只忠于科学和艺术，却未必考虑给各自的祖国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莎士比亚、歌德等等。他写道： “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的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建树，而不是为祖国的利益优先思考的愿望。我们则不是这样：每个俄国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以他对祖国的功绩来估计的，他的人格是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来估价的。” 还有，比如在1856年写的札记中，他对卢梭和果戈理两位作家作了很精采的比较分析： “果戈理的性格乃至整个命运和卢梭的性格及命运有许多共同之处。卢梭贫困、受人诽谤，他逃离祖国，但又忧伤地怀恋着祖国。他疑心重重，但有时感到十分自豪。他很不愿外露思想，但却什么也不会隐瞒。他藐视一切，但又有求于所有的人。……但他仍然心灵纯洁、质朴和天真，但纯朴中又带点狡黠，而且很识人心。同时代的人觉得他神秘莫测，后代人却非常理解他。他是个天才的、高尚的、对人充满温情的厌世者。”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祖国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竭尽全力帮助克服俄国生活的落后面。 不仅忙于写作，他作为杂志的领导人，天天坚持不懈地关心《现代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他要严格把握杂志的基本方向，又要努力维系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关系。终日心神劳累，于是难免忙中出错。稍不留心就捅出了一个大漏子，惹出了非同小可的后果。 这件事是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因起的。 涅克拉索夫在国外逗留期间，书店里出售了他的一本《诗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当他在1856年秋天看到这本书时，便认定这是“俄国文学上未曾有过的好书”，想写一篇长文加以评论。但又觉得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似乎不大妥当；因为涅格拉索夫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恐有吹捧之嫌。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在《现代人》上刊登一则小消息。只报道诗集出版了，不作任何评价，甚至不谈读者的热烈反映。 于是，《现代人》第十一期《新书》栏里，刊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篇简讯：《涅克拉索夫诗集》——莫斯科1865年读者当然不能期待《现代人》会详细评论编辑之一的《诗集》。我们只能列举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诗作。 这就是目录……读者会发现，许多诗作是以往未曾发表过的。有些虽已发表过，但这次所发表的要比以前的更为完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中，我们举出一些篇目： 《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乡村》、《加兰斯基伯爵笔记片断》……… 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发这么一条消息，倒也罢了；但他从《诗集》中选择一些革命倾向性最强的片段，转载在杂志上，问题就出来了。这给狂热的农奴主和《现代人》杂志的敌对派提供了一个借口，书报检查官员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掀起的一阵鼓噪并不在意。他以为过两三个月，这件事就会被忘掉。但很快他就发现，鼓噪变成了轩然大波，招来了非常麻烦的后果。 这件事的结果是，书刊检查机关要对《现代人》进行长达3年的管制，编辑部受到严厉的训斥。并受到警告：如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杂志将禁止出版。《诗集》四年内不准再版。 过了几个月，涅克拉索夫从国外回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见面便自责，因为他的过失极大地损害了《现代人》。 涅克拉索夫听后表现得很豁达，说： “是啊，这当然是个错误：您没想到，既然我没有将《诗人与公民》刊登在《现代人》上，就说明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 仅此而已，以后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而且丝毫也没有改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任，继续把他当作《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编辑。 这年12月份，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个好样的。请记住我的话，这是俄国未来卓越的报刊编辑和撰稿人，他比我这个罪人要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工作遭到挫折的日子，个人生活也遇到麻烦，心情大受影响。 妻子奥莉佳这时正怀第二胎。因为医生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曾提出过警告：她以后再生小孩就有致命的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爱妻子，他以惶惶不安的痛苦心情，等待分娩日期的临近。他一向沉着镇静，这一次再也沉不住气了。从1856年秋天起，不安的心情就完全破坏了他的正常生活，心乱如麻，甚至不能安心写作。 在紧张的心情中度过了大约四个月。次年1月7日，奥莉佳终于平安生下了小儿子维克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平静了下来，以十倍的精力又投入了《现代人》的编务。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手提旅行袋、身穿破旧衣裳、举止腼腆的青年人突然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这人是萨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赫梅捷夫，从前在家乡见过面。他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把庄园和财产都卖掉了，决定永远地离开俄国，虽然他热爱祖国。 从后来的谈话里才弄清楚，巴赫梅捷夫受到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赫尔岑作品的影响，思想发生了突变。决心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要到太平洋上的法属马贵斯群岛上去建立一个农业公社。完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新生活，让人们兄弟般地相处。他还想顺便到伦敦去会见赫尔岑，把他卖庄园所得的一大部分钱，捐助赫尔岑用于宣传俄国的事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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