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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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当然，绝不是说生活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进一步阐述，“只有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那么，怎样的生活才算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呢？按他的解释，只有健康的、劳动的、符合人民愿望与理想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这中间就蕴含一种革命精神——召唤人们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理想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美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其审美标准彼此不同。　　既然艺术的源泉是生活，那么艺术就应该面向全部生活。现实生活包罗万象，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因此，艺术既要歌颂美好和光明；也要批判黑暗与腐朽。同时，艺术还有两种作用，即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作出判断。艺术应造福于人民，成为“生活的教科书。”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位年仅25岁的评论家的第一篇美学论著，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点。但是瑕不掩瑜，这篇学位论文为发展唯物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它不仅促进了俄国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国外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八章　三杰共撑《现代人》　　1.初进编辑部　　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问世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现代人》编辑部站稳了脚跟，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代人》杂志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36年创办的大型刊物。它在全国名气很大，影响很深。　　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该杂志的发行权，特邀请别林斯基主持评论专栏。有了别林斯基掌握方向，杂志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参与工作。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家，都是《现代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由于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通力合作，《现代人》越办越好，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培养进步作家的肥沃土壤。可惜紧要关头别林斯基不幸逝世，文学评论专栏改由德鲁日宁继任。此君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文人，学术崇尚唯美主义。在他的手中杂志质量江河日下，进步作家纷纷转投别处。加之这年月沙皇政府强化思想控制，书报检查制度越来越严酷。几乎每一期都要遭到审查机关大刀阔斧的砍削，有的篇章竟胎死腹中。为了保证能按期出版，涅克拉索夫经常不得不自己提笔“补白”。直累得这位主笔自叹分身无术，《现代人》杂志面临困境。　　恰好这时，慧眼识人才，他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还是1853年，刚到京城不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给《祖国纪事》等报刊写稿，发表了几篇文学评论。涅克拉索夫凭着多年搞编辑工作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从那最初的几篇评论中，发现了年轻人的才华。他马上预感到，这个小青年很可能成为别林斯基第二。于是主动发出邀请，两人在编辑部会晤面谈。这次见面时，主编的热情接待和诚挚的谈话，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以此为契机，决定了他投身文学和革命事业的道路。　　真是时来运至，梦寐以求的愿望突然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邀请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遂辞去武备中学的职务。这个在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使他有可能针对俄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发表指导性的见解。别林斯基去世后的俄国文学评论界，呈现出一片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奉行的是中庸之道。评论家们在名作家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根本不敢触及作品的缺点。他们写的所谓评论文章，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模棱两可、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伊始，对名家和权威的作品绝不迷信和盲目崇拜。他的评论语言新鲜活泼，直率尖锐，一扫评论界多年来死水潭般的沉闷。　　不仅批评文学作品，他进而批评整个评论界丧失了战斗性。车尔尼雪夫斯基鲜明地提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应当同时注重它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千万不可只看它贴的是哪位名家的“标签”，而判定其优劣。他的这些评论文章，观点之鲜明、内容之深刻、角度之新颖、风格之泼辣、分析之精辟，与当年别林斯基一脉相承。　　那时的俄国刊物有个习惯：文学作品发表时署上作家笔名；评论栏刊登的文章，大多不署名。《现代人》杂志上出现的系列不署名评论文章，在文坛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许多大牌作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派文人，始而惊讶，继而愤怒。是谁敢于打破文坛秩序、对众多名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向涅克拉索夫打听：撰写这些评论的究竟何许人也？　　主笔坚决采取保护态度，顾左右而言它，不作正面回答。某位知名评论家，似乎听到一些风声，单刀直入追问：　　“涅克拉索夫，你说老实话，有人说你从一所教会中学挖掘出这么个评论家。是也不是？” 　　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无可奉告。” 　　心有灵犀一点通。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艺观点而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刊物，决心使《现代人》成为一面指引人民群众向前进的旗帜。　　《祖国纪事》开始与《现代人》论战了。有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在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1855年以后，他完全与《祖国纪事》脱钩，专门为《现代人》一家撰稿。　　车尔尼雪夫斯基得罪的人多了，首先遭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有人企图破坏他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最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赶出《现代人》杂志。其中以德鲁日宁最积极，他不断地攻击、诽谤、挑拨。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冒犯了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德鲁日宁自己忿然辞职。　　德鲁日宁所说的重要撰稿人，的确非同小可。他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样一些大作家。　　本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思想，同这些作家是有距离的。加之有人从中挑拨，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文学艺术观点和作家间的关系，就这么错综复杂。　　那时的托尔斯泰与德鲁日宁观点相近，当他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有“艺术就是对生活作出裁判的一种人类活动”这样的见解，简直感到“惊讶不已”。读罢那篇论文，他甚至说那是作者奉献给公众的一个“臭鸡蛋”。看见德鲁日宁被迫离开《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编辑部得势，托尔斯泰很不高兴。他在1856年6月写信责备涅克拉索夫，并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的为人愤懑、易怒、毒辣……您从我们的联盟中放走了德鲁日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涅克拉索夫直言不讳地回信写道：　　“……对您写的我丝毫也不能同意。使我非常难过的是，您竟这样责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您说对待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但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着气愤是可憎的，但对于真心愤怒的人我却愿五体投地——难道促使我们气愤的原因还少吗？” 　　大作家屠格涅夫，对《现代人》的新倾向也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当时对文学理论上的辩证观点并不一概拒绝。他并不是“纯艺术”的辩护士，但他总是站在中间立场，在纯艺术和民主主义之间持双重态度。他的政治态度，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特别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这可能是他的贵族自由派思想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隔阂吧。　　大作家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矛盾，使涅克拉索夫这个主编的处境为难。他既想要保持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与《现代人》杂志的特殊联系，但也明白分裂早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评论栏既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纲领，上述作家是不会赞许的。　　1856年春，又是那位知名评论家，写信给涅克拉索夫，推荐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主持评论专栏，条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再参与此栏编务。涅克拉索夫断然拒绝，反而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聘为专职编辑。到了8月，涅克拉索夫因健康状况不佳，需出国长期治病。此时他索性把《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权力和责任，完全委托给了他。毫无杂志工作经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编辑部总共才干了一年半，便完全熟悉了业务。因此，知人善任的涅克拉索夫，才能放心地把重任相托付。启程前夕，两人订立了一个协议。涅克拉索夫另写了一份文件交代工作：　　“在我即将离开之前，谨向您提出请求：除了参与《现代人》各栏的工作之外，还请您主持杂志的工作。我把有关杂志选择和订购资料、编辑、选用稿件等权限，都委托给您。希望杂志上不出现任何一篇未经您同意的文章——请您在同意发表的原稿和校样上签上字。” 　　根据和涅克拉索夫协议的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领导整个杂志，还要给评论栏和书刊介绍栏撰稿，还要主持这两栏的编务；为科学、综合和国外消息栏写文章；编写刊物简评；审阅《现代人》的第二校校样。关于报酬，协议中也明确规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一年应得3000卢布，亦即每月250卢布。稿酬年底按文章的页数结算。”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涅克拉索夫离开后，为了专心一意工作，建议妻子带着儿子亚历山大回到萨拉托夫老家过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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