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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1877年，《第四交响曲》开始于婚姻引起的危机以前，危机过后，这部交响曲完成。交响曲一开始就奏响命运的主题，这个主题响彻在整交响曲中，直到末乐章在节日气氛中命运主题发展到高潮。第一乐章表现了主人公（柴可夫斯基本人）内心的极度痛苦和绝望，经过一番斗争和较量之后，到了末乐章，柴可夫斯基的结论是：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1885年，《曼弗雷德交响曲》没有了命运主题，代之以两个彼此紧密相联的曼弗雷德主题—曼弗雷德的形象和他的痛苦。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主人公已不限于“还可以生活”，他开始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他自己寻找的死亡在威胁着他，然而这个内容是拜伦剧本的要求。在他临死时，他没有向恶势力投降，《曼弗雷德交响曲》以乐观的大调结束。虽然主人公走上可怕的审判台，但他昂首挺胸，结尾的悲剧音乐像是对生命的呼唤。

　　1888年，《第五交响曲》命运主题贯串四个乐章，但它已不带有像《第四交响曲》和《曼弗雷德交响曲》里那样的战斗性。第一乐章中命运主题平静、忧郁。在第二乐章中在美丽抒情场面中命运主题破坏了宁和平静的气氛。第三乐章的最后出现命运主题，以华尔兹结束乐曲，命运主题虽然显得激动，但很胆怯，好像预感到失败。末乐章中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厚重强大的呼唤使人预感到胜利。交响曲庄严隆重的结尾显示完全有把握战胜命运。

　　1888年是胜利的一年，开始了柴可夫斯基生命的第四阶段。这时候柴可夫斯基已取得了事业上的极大成功，在世界上已享有盛誉。但是在日趋繁忙紧张的生活中，他同时也陷入一种苦恼和困惑。他怀念那些在孤寂的乡间度过的宁静安适的日子。

　　《第六交响曲》所呈现的与生活告别的画面耐人寻味，尤其是在它的首次演出后柴可夫斯基突然去世，人们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许会有更多的想法。有些人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花样翻新地制造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的神话，以吸引视听，达到他们纯商业的目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些谣传而对真实的事实却抱怀疑态度。柴可夫斯基病危时，明明有四位医生参加救治工作，他们却说其中有两位与柴可夫斯基一家很亲近，而另两位是前两位医生的忠实助手，为了保护柴可夫斯基家族的利益，他们会串通一气做假。他们还说别尔金森医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也不会承认自己所做的病情报告有假。当说到很难弄到那种服后呈现霍乱病症状的毒药时，他们又搬出霍乱病专家的种种说法来证明柴可夫斯基是故意使自己染上霍乱或是服用了毒药。

　　在柴可夫斯基的病因、死因问题上，的确拿不出确凿的证明来说明事实真相，但生活中事物是有合理的逻辑可循的。

　　《第六交响曲》似乎起了助长谣传泛滥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想到，《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1893年2月到3月间即在恶性事件发生半年前写的，而《第六交响曲》的创意则是在更早的1891年5月。柴可夫斯基原来准备要写的《生活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构思都反映在他后来写的《第六交响曲》中：“末乐章，死——毁灭的结果”，“第四乐章以死结束”。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把《第六交响曲》看作事先想好的与生命告别，那就是说，早在实施这一计划的两年前就预谋好了，这实在是过于大胆的设想，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所谓“公意法庭的审判”也就不攻自破了。

　　卡什金在回忆和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谈话时说：“我还要提起一点，依我看，认为《第六交响曲》与作者的死有什么联系，想在其中找到死的预感或是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遗嘱，这是没有根据的。我和柴可夫斯基最后的见面，没有给我留下这种印象。”卡什金还回忆说，柴可夫斯基在去彼得堡指挥自己的最后一个音乐会之前对他的《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曾表示过怀疑，他说，他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还有问题，可能在彼得堡演出后，要把这部分去掉，换新的。

　　如果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响曲》演出的两年前就已想好交响曲以“死”结尾，那就不会有他对卡什金说的那些对末乐章表示怀疑的话。由此看来，把《第六交响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死相联系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的拥护者们现在又会回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报告，以及死后的卫生预防措施的问题上来。在柴可夫斯基病逝的当时，关于他的病情和去世的报道，医生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在细节上是有不同。比如，那杯致命的生水究竟是什么时候饮用的？是20日，是21日？还是那几天他曾多次喝了生水？对于这些细节的研究，人们无法找到确凿证明。但这里重要的是，乌·勃·别尔金森医生已坚决批驳了柴可夫斯基是死于自杀的说法，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尤·里·达维多夫也有过与他相同的表态，说明柴可夫斯基确实死于霍乱，这同样有据可查。柴可夫斯基的突然逝世，使当时在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他们对柴可夫斯基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的回忆和叙述，在细节上不完全一致，是可以理解的，抓住那些细节上的不一致大作文章，而避开那么多有理有据对问题的实质性分析是不对的。至于说到在柴可夫斯基死后所采取的卫生预防措施，其实也是无可挑剔的，当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对柴可夫斯基的遗体和周围环境都做了消毒处理。奥尔洛娃所谓“预防措施不规范”是没有根据的，这更不能成为她所说的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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