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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他一共写了80多篇论文,出版了22种著作,另外还有9部著作中也有他编写的章节。

  这些著作虽然并不都像《物种起源》那样享有盛名,但是每本著作或者每篇论文都有他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在生物学、农学和园艺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来,《物种起源》被译成55种文字,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荣誉和一连串的奖励。他获得的学位有:剑桥大学名誉法律博士、波恩大学名誉医学指点科博士、比勒斯劳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地质学会授给他华拉斯登奖章,皇家学会授给他皇家学会奖章和柯普雷奖章,皇家医学院授给他贝勒奖章。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瑞典、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61个学术团体授给了他学位或者吸收他为会员,有的还向他颁发了奖金和奖章。

  1864年皇家学会决定给他颁发一枚柯普雷奖章,不过获奖人通常必须亲自接领。11月30日发奖那天,达尔文没有到场,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书房里写作。1867年,当普鲁士‘功勋骑士团’授予他功勋骑士的时候,他好像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光荣的称号。他对胡克说:“我已经被封为骑士了。

  但是我认为,这算不了什么。”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听信她的宗教事务顾问,也就是攻击达尔文最厉害的牛津大主教的挑唆,否定了自己的丈夫——艾伯特亲王支持的封达尔文为爵士的提议。后来,女王不知道为什么心肠又软了下来,在达尔文去世前不久,又要封他为爵士。可是,达尔文根本不予理睬。

  在各种荣誉面前,使达尔文感到“极大的满足”的礼物只有两件。这就是1877年在他生日那天,从德国和荷兰分别寄来的两本贴满照片的相册:一本是德国蒙斯特的雷德先生发起组织的154个科学家照片的相册,另一本是贴有荷兰班墨兰教授等217个著名观察家和自然科学爱好者照片的相册。

  达尔文在家人为他举行69岁寿辰纪念的日子里,接到了这两本装帧得富丽堂皇的礼物,欣喜万分。他坐在高脚的椅子上,一边翻阅,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曾经得到的最高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意和慷慨的同情。”

  在金钱方面,如果有人见到他认真地记录家中杂务开支的帐目,或者看到他那爱惜纸张的习惯,很可能误认为他是个守财奴。他从来不浪费一张纸,连废纸也不肯轻易烧掉。他常常把朋友们来信的空白地方剪下来,保存在一个纸夹里,用来记笔记。他在自己旧稿的背面也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不幸的是,他的著作原稿有一大部分因此而毁坏了!达尔文爱惜纸张的习惯后来变成了一种嗜好,家里人要是把废纸扔进火炉里烧掉,就会受到他半开玩笑的批评。

  但是,达尔文却一贯助人为乐,慷慨大方。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不断地捐赠大笔款项,支援集体事业或者接济亲友,资助科学事业。

  达尔文71岁寿辰那天,意大利决定把1875—1879年的比利萨奖励112万法郎授给这位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虽然感到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是怎样用这笔奖金资助科学研究事业。于是,他立刻写信给那不勒斯的窦恩教授,主动联系资助科学研究事业的办法。

  重新编写植物名汇,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

  由于达尔文夫妇长期的慷慨资助,经过10多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编写出版工作。这部巨著,光是底稿的重量就有一吨多重。人们为了纪念达尔文,把这部由皇家植物园主持编写的植物名称索引,称做《达尔文植物名汇》。他还向伦敦出版商默瑞提供了5000英镑的巨款,用来把世界上的名著译成英文出版,然后他再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这类著作分赠给他所属的各个学会的图书馆。

  1873年,赫胥黎劳累过度,健康面临着彻底垮台的危险。也许由于他那火辣辣的脾气,使他患了严重的肝病,需要立刻开始长期休养。可是,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达尔文知道了这件事情,心急如焚,他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因为赫胥黎这样的人太重要了,科学事业需要他,捍卫真理少不了他,渴求科学知识的广大群众更欢迎他。随即达尔文诚挚地援助了他。

  他不迷恋繁华的伦敦生活,在郊区的唐恩村过着隐居式的生活达40年。后来他虽然有稿费收入,但是在生活上的需求却保持不变,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接济别人。他宁愿自己使用简陋的显微镜和用一块木板嵌在窗户上当作解剖台,却不惜用巨款为别人购置科学仪器。因为他不但自己一生追求科学,而且希望别人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他一生严格遵守的另一个准则就是:名望、荣誉、享乐、财富同友谊相比,只不过是尘土罢了!

  1879年2月22日,达尔文70岁了。他坐在客厅沙发上,纤细而略带波形的胡须已经苍白,前额和眼梢布满了粗细不等的皱纹,但是面色红润。

  这一天,子女们都回到了唐恩村,全家欢聚在一起,庆祝他的70寿辰。

  提倡进化论的《宇宙杂志》,也在这一天出版专刊纪念达尔文70大寿。其中有德国生理学家波瑞耶尔教授介绍达尔文的传略和著述的文章;还有德国植物学家克劳斯博士撰写的一篇关于达尔文祖父的科学成就的论文,高度颂扬了他们祖孙两人在生物学上的丰功伟绩。

  科学界的老朋友们也纷纷来信祝贺。这一切虽然使他感到高兴,但是却掩盖不了他那颓丧的心情。原来他一直在想,无论是达尔文家系或者是韦奇伍德家系中的先辈,除了他母亲苏珊娜等少数人例外,不少人都活到了80岁甚至90岁的高龄,可是轮到自己,刚进入古稀之年却犹如风烛瓦霜,常常有不久人世之感。这是因为他在撰写最后第二部著作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生病,而他又不肯向疾病屈服。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这以前曾经给林耐学会写了一篇有关攀缘植物的论文,受到了胡克的批评。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决心写一本好书来挽回影响。这样,他就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以致几次患了精神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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