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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这样,谁也没有折服谁。接下来,针对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的倡议,他公开断然申明法国不参与任何禁止核弹试验的倡议。他质问联合国,为什么企图指责法国还未开始的核试验,而不同样指责世界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过去已经进行过的200次核试验?!他公开在法国军事学院宣布:

  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法国的威慑力量——核打击力量!

  这时,英国人提出了个折中方案:既然不能答应戴高乐所要求的理事会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的形式以安慰戴高乐?串通了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说:有限的三头政治形式应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于是麦克米伦开始扮演戴高乐的辩护人的角色。因为英国极想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法国就利用这种权力一直拒绝让英国加入。麦克米伦想搞点恩惠让戴高乐意识到他在使英国顺利进入共同体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法国终于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有核国家。这使戴高乐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信心更足。他认为变秘密外交为公开外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法国有权代表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说话了。而这时节,美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国务卿杜勒斯病死,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届任期也满,由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接任总统。肯尼迪刚上台,就向戴高乐提了两个要求:2月间,他要求戴高乐支持美国的倡议,把刚果的军事、政治、行政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3月间,他要求戴高乐同意他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计划。戴高乐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

  于是,肯尼迪也就把英国人为戴高乐说项的备忘录束之高阁。4月28日,麦克米伦给新上任的肯尼迪寄了一份备忘录,为三大国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进行辩护。他赞同在使用核武器之前,三国首先进行磋商。三国联合安排核武器的使用;英美愿意考虑帮助法国挖掘它的核潜力;检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指挥机构,以保持“各国军队的最大一致性”,并且重新分配北约的高级职务。这些条款,他甚至说得比戴高乐本人还要清楚,还要好。

  后来,肯尼迪表示:他迎合戴高乐的愿望远不如麦克米伦的愿望那样大。

  但戴高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继续按既定方针推行他的计划。他开始向世人推销他的“欧洲概念”。像他原来提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样,他又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概念。他认为: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又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英国一味服从美国,意大利又一蹶不振,因此,法国和德国必须友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应向莫斯科建议,应在将来使缓和导致协议。为此,戴高乐提出了又一个著名的方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

  “每年召开两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及召开经常性的国防、教育和青年方面的会议”。

  这段时间,法德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年纪已经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我晚回来了10年,太迟了。”这种心态曾大大影响了他的斗志。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恢复了他的信心。1958年9月,他俩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一个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正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这些话使戴高乐摆脱了思想上的阴影。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此后,只要有可能,阿登纳总理就在各方面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认为罗马条约忽略了法国农业的利益,在共同市场形成的第二阶段中,他坚持要把农业包括进去。他的要求遭到德国代表团的抵制。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并亲自向阿登纳总理表示:如果法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就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在阿登纳的帮助下,他的要求及时实现,欧共体通过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建立法国领导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深深地感到,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的了,根本别指望能把这个领导强加于英国。所以,他坚决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阿登纳虽然在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但还是支持了戴高乐的意见。

  从他的“欧洲概念”出发,戴高乐也希望与苏联取得谅解。虽然他一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反对西方国家与莫斯科进行任何交易;但他却又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谅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法国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能使法国站到两大阵营的仲裁人地位。所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他也显示了鲜明的戴高乐特色。

  1960年5月,巴黎最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赫鲁晓夫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否则最高级会议就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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