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54)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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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当过教官的戴高乐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想教书的人”，非常关心教育工作。1959年3月，他把学生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1963年，作为对大学预科的补充，他指令创办了“中等教育专科学校”，设置了各种因材施教的课程。这些措施使法国人口素质大大提高。1939年，全法国仅12.2万大学生，到1968年，仅巴黎大学就有15.4万人；1969年，全法国大学生达64.3万名。人们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是根本不把考试当回事。戴高乐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培养起来反对自己的一支生力军。因为在西方自由意识日增的时代，不仅学生人数、学校设备、设置专业、考试标准等均成实际问题，校园里的性自由也成了一桩经常吵嚷的麻烦事。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六八风暴”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也不能责备戴高乐有疏忽。第四共和国的经济包袱和政治遗产一样令人生畏。戴高乐上台的1958年，法国财政赤字达1.2万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必须在一年内偿还。尽管1957年法郎贬值了20%，进口仍比出口多出75%，储备金下降到6.3亿美元，仅够偿付5个星期的进口货款。戴高乐为了对付这场危在眉睫的灾难，于1958年6月13日发行了如13年前同样成功的一次公债，收回货币3240亿法郎，交给银行黄金150吨。同时，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行政机构费用的增加推迟了，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下降了，提高了商业税，并对奢侈品按价格征收了附加税。这样就缓减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减少了国内消费，刺激了出口。到1959年，通货膨胀率减了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上升3%。到1962年，国家黄金和美元的储备猛增到40多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以每年4%的幅度递增。　　正像学生的不满不是因为学校增多了一样，人民的不满也不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1965年戴高乐在总统换届选举中得来不易的胜利表明，国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他的统治作风不满。据戴高乐研究专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戴高乐的统治作风，可以说是“专横”。这也许是戴高乐对半年换一届政府的传统“多党政治”的一种“拨乱反正”——至少他摧毁了20个人轮流当政府首脑的机会吧。戴高乐治国，不仅依赖把行政管理权交给现任总理的方式，而且依赖由干练的技术专家班子组成的爱丽舍宫内阁。事实上，爱丽舍宫的总统秘书处是一个无形的政府，一个与有形的政府平行的办事机构。秘书处成员由戴高乐亲自委任，个个大权在握。有人曾提醒戴高乐注意他正在为后来者开创危险的先例，戴高乐不屑地喊道：“得啦，我现在做的事，将来谁也没有胆量做。” 　　这当然会引起许多政客的不满。社会上大批成年人对现状不满助长了学生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的小组像过去的抵抗运动组织那样建立起来。这些组织虽然很小，但他们高昂的激情和狂热却可以补偿这个缺陷。1968年4月21日，巴黎大学的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之间发生了斗殴，点燃了“六八风暴”的导火索。紧接着，23日在农泰尔、25日在图卢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然后是巴黎各学校骚乱四起，各派组织相互进攻、报复。5月2日，巴黎大学宣布停课。同一天，大学里全国学联的一个办公室被大火烧毁。　　这天，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外长要去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而戴高乐，则正在思考一些如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和接待北越人与美国人来巴黎和平谈判之类的国际事务。所以都只对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等人做了些指示就没再太多过问。从5月3日起，骚乱开始升级。警察逮捕了一些学生，革命者开始撬起铺路石筑街垒，越来越多的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到5月6日，十多个外省的省城也开始发生动乱。9日凌晨，事态严重到不得不把戴高乐从睡梦中叫醒。因为几百名防暴警察和几万名示威者冲突之后，法国总工会、民主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名号召在13日举行总罢工！　　“五一三”是阿尔及尔军官们造反呼吁戴高乐上台的纪念日，10年后的这一天，巴黎街头出现了几十万罢工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10年太长了！”“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当权者退却了，让我们把他们拉下马！”出言不逊的示威者还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堆！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这一天，外省一些城市也爆发了群众示威。晚上，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　　这种混乱的局面，已大大伤害了戴高乐这位78岁老人的心，使他几乎想就此卸下肩上的担子，取消第二天的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等他18日访罗归来后，混乱更愈演愈烈。学生们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给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打电话，对他们进行恐吓或侮辱。大学大楼里遍地脏污；五十多万工人罢工，100个工厂被占领，火车车次减少，许多飞机停飞，邮件也无法定期传递，法国正陷入瘫痪状态。　　在22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决定于24日发表广播讲话。从“六一八”起，每逢重大事件，他就借助于这件法宝，而且都很灵，如1960年的街垒，1961年将军们的抗上行动等，都是在最后关头他几句讲演力挽狂澜。但这次不灵了。这次他面对的是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群众。他演讲时，八百多万工人罢工，几千名学生则和防暴警察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将军经历了茫然、愤怒和绝望三个折磨心身的阶段后，现在是精疲力竭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就此认输。他躺下来冷静思考，寻找法国人共同的弱点。他发现，普通法国人都对“共产主义妖魔”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心理，当然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心理。这里头只缺少一样东西，例如一次事件或一次行动什么的，来使这种恐惧具体化。于是，戴高乐决定改变策略干脆等待，静待机会到来。根据这次危机的左倾气味，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5月28日，机会来了。这天中午，左翼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失败，他愿意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他颇为谨慎地说，孟戴斯·弗朗斯（也是左翼）可能会被合法地委任为临时总理，那么，就应该及早解散国会，进行总统选举；他自己则将是一个候选人。到了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已被驱逐出境的左派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出现在巴黎大学。这些迹象表现出：左翼想接管政权。　　这一下，戴高乐知道该怎么办了。29日上午，他让秘书通知把10点举行的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他要回科龙贝去待24小时。独自待着，不想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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