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28)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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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两人在会谈中没有一件事是谈得拢的，双方都亮明了观点。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戴高乐正引导法国一往无前地走自己的路。　　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鲁晓夫应戴高乐的正式邀请访问法国。赫鲁晓夫一家人都来了：夫人、两个女儿和那个著名记者、赫鲁晓夫的乘龙快婿阿朱别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少不了唇枪舌剑。然而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却有不少汇合点。戴高乐在会谈时提出了著名的“缓和、谅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构想。　　双方都表示要防止战争，缔造和平，承认德国的现状。戴高乐提出应该“在欧洲的范围内依次地推动缓和、谅解和合作”，因而“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在欧洲人之间建立起来往、联系和那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可以首先去掉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毒瘤”，继而引导两个德国相互接近、相互配合，“最终把整个日耳曼民族纳入一个和平和进步的欧洲当中，使它得以作一番新的事业。” 　　从表面上讲，戴高乐和赫鲁晓夫有不少共同语言。　　事实上，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议、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以及柏林墙问题等，戴高乐都是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的。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戴高乐在同美国闹独立的时候，竟然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大肆强调“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显然，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属于这个欧洲的范围之内。法苏接近使西方舆论界联想到了19世纪的法俄联盟，美国则感到了一种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不祥之兆。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将发生动摇，起码不能仍像战后初期那样。戴高乐要作什么事情，是绝对不需要美国批准的。　　第二年4月，戴高乐回访华盛顿。在抵达美国之前，戴高乐先到加拿大。他对迪芬巴尔总理说，法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并不屈服于它的霸权。法国要把加拿大当作在美洲的好朋友，愿意增加法国在加拿大的工业、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投资。他还说，法国将反对“把加拿大吞并的任何前景”。他还说，尽管大西洋条约把加拿大和某些核计划联结在一起，他依然希望加拿大也支持法国的计划，法国准备大大地密切同加拿大的关系。　　戴高乐在美国的大门外如此这般地说，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刺激。但他向迪芬巴尔总理议论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居民“自决”问题，则不能不引起加拿大的强烈情绪。据戴高乐事后追述，访问魁北克时，他听到街上有人喊“法国万岁！”和“戴高乐万岁！”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笔锋虽含蓄，但仍掩饰不住得意之情，戴高乐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五年后的7月，戴高乐又来到魁北克，再也克制不住那股不管不顾的古怪情绪，在蒙特利尔市政大厅阳台上即兴演说时，竟然高喊起“自由魁北克万岁！”来。将军老矣！这可不是年事过高的人一般会有的失言和失礼，而是在东道国的领土上对东道国的挑衅。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在为此召开的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戴高乐的举动。于是戴高乐中止了访问，没有去首都渥太华就返回巴黎了。　　戴高乐于1960年4月22日到华盛顿，法美双方已经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亮了底牌，所以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双方仍重复各自的观点：艾森豪威尔还是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还是戴高乐。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将致力于同苏联的“双边缓和和合作”，并且企图使之具有欧洲意义，逐渐地使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图拉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在“集团和霸权” 　　之外都建立起这种缓和和合作的气氛。　　戴高乐从美洲回来后决定为争取“三头政治”领导体制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不满足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关于在重大问题上同法国磋商的承诺，要求堂堂正正地、昭示于天下的美、英、法在北约内的同等地位。8月9日他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提议9月在百慕大举行三国首脑高级会议，以讨论与建立三国合作体制的有关问题。9月初，戴高乐收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长信，原则上同意举行高级会议，但建议12月再举行。此外，他在信中逐一批驳了法国的论点，根本无意接受三国体制的建议，表示：如果法国在拟议中的三国高级会议上以欧洲大陆的发言人自居，那就会削弱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密切关系，美国是绝对不赞成的。麦克米伦的复信短得多，也是表示原则支持，也是说可以考虑在12月举行这样的会议。戴高乐从中再次看到英美“特殊关系”的作用，如果举行这样的会议，又有什么意义呢？戴高乐兴趣索然了。　　当时，在非洲的心脏原比属刚果，美国率领的“联合国蓝盔部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开了进去，实际上扮演着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角色。法国认为，美国在干这件事之前，根本没有同对非洲有极大兴趣的法国商量，它是表明美国并不把法国放在眼里的又一个事例。　　1962年年中，戴高乐到法国中部视察期间，在利莫日发表重要演说，他强调说，法国在履行其对北约义务的同时，不会让任何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它将在联盟内部实行自己的“意愿”、“行动”和“政策”；法国的目标是“建设我们的欧洲”，而不再是“两个大国”的欧洲。　　戴高乐断定，美国绝对不可能允许法国与美国同等地分享在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当然在美国看来，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绝对不会安于联盟中的从属地位。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北非，曾亲眼得见戴高乐在“流亡”中尚且不屈服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压力和劝诱，何况今天他已是经济上正在起飞、实力正在增强的独立的共和国总统呢！　　1962年3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达成了停战协定。戴高乐可以轻装前进了。这一年的10月28日，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戴高乐作为共和国总统，将向全国公民负责，而不只是向一个由参众两院、省市议会组成的选举团负责了。戴高乐作为总统的权威性更加提高，起码在选举方式上体现出总统是超党派的和超议会的领袖。　　1963年1月，法国否决了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次申请。戴高乐认为，如果把英国纳入欧洲共同体，将不啻在共同体内安插了一匹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他曾经亲自向麦克米伦发问，英国既然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而且又可以从广大的英联邦特惠区买到廉价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它怎么能够安分守己地作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呢？　　戴高乐直统统地问麦克米伦：“你们一直吃的是廉价的加拿大小麦、新西兰羊肉、爱尔兰牛肉和马铃薯、澳大利亚的牛油、水果、蔬菜、牙买加的糖等等，现在你们愿意购买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么？”戴高乐对英国毫不留情，他否决了麦克米伦政府的第一次申请，四年以后又否决了威尔逊政府的第二次申请。　　戴高乐一方面排斥英国，另一方面则争取联邦德国。在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中，法德关系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既然德国已经一分为二，历史不会允许再出现另一个俾斯麦或希特勒，为什么法国不能同毗邻的联邦德国结成同盟，以推动西欧联合的车轮呢？戴高乐感到，法国在欧洲的事业，可能需要倚靠同联邦德国的紧密合作关系来实现。因此，他迅速、全力地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阿登纳看穿了戴高乐的心思，同时也确信联邦德国绝不能没有一个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邻居。戴高乐和阿登纳在1958年9月，即戴高乐重新上台不到四个月，在朗布伊埃开始构筑法德联盟的大厦。以后，法德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书信往返，直到1963年初，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巴黎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法德条约。　　法德的合作关系，对于奠定西欧联合的格局，意义十分重大。戴高乐和阿登纳为他们身后的历届领导人作出了样子，在涉及西欧的重大问题时，法德两国总是先进行磋商。当然法德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更非没有分歧。例如，联邦德国绝不愿意为了法德友谊而损害德美关系，也不赞成法国一味把英国关在欧洲共同体的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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