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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戴高乐决定同中国建交，必须克服两个阻力：蒋介石的干扰和美国的压力。

　　1957年，当富尔第一次访华时，他从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得到了一个极深的印象，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作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戴高乐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

　　国民党当局从1963年10月起，开始加紧活动，企图干扰和动摇戴高乐的决心。12月24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要求澄清法国政府是否准备改变同中国关系的现在方式。戴高乐于1964年1月14日复信，信中礼貌地表示对蒋介石本人如何怀有敬意和个人友情，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说出下面的几句话：“我应该告诉您，确确实实，我的政府不久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开始缔结外交关系出现在大陆中国并已确立的形势同我们过去所能预计的，是不相符合的。法国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

　　接着，戴高乐派遣了曾任驻国民党当局大使的佩切科夫将军拿着这封信去台北面见蒋介石。戴高乐想尽量作得周到些，但无意听从蒋介石的劝阻。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国民党当局在法国的“代办”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了“抗议”照会。

　　2月10日，法国政府声明：即将到达巴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将是中国的外交代表，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使团”将因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美国更是千方百计地向戴高乐施加压力。1963年11月5日，戴高乐接见了美国驻法大使波伦。

　　12月16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会见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波伦，告诉他法国已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受命通报美国国务院，法国政府已在部长会议上作出了同中国建立政治关系的决定。阿尔方还说，法国政府认为，中国正在走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它已不再同苏联组成杜勒斯生前说过的那种铁板一块的集团。

　　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递交了表示强烈反对的照会，说什么法国此举违反了“自由世界的利益”，照会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断然拒绝。以后，美国仍一再表示“遗憾”和“失望”，但都已无济于事了。

　　中法建交后，双方迅速任命了各自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和吕西安·佩耶。佩耶于5月27日抵达北京，31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呈递了国书，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气氛友好的谈话。6月6日，黄镇在巴黎向戴高乐总统呈递了国书。19日，戴高乐再次会见黄镇，表示希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戴高乐作为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外交家，一直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于美、苏关系上，使法国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最大程度的发言权和自主权。同时也致力于处理欧洲建设的事务，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人的欧洲”。

　　当然，戴高乐也没有忽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

　　戴高乐1958年重掌政权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期的“法兰西共同体”阶段：除了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宣布独立以外，其余殖民地都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享有除国防、外交以外的一定自治权。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发展，所谓法属非洲国家都在1959年后陆续宣布独立，“法兰西共同体”也就结束了。从此，法国便通过各种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同它们保持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军事上的联系。

　　拉丁美洲号称美国的“后院”，但法国也曾经在这个地区有过自己的影响。戴高乐于1964年3月15—24日访问墨西哥和法国在西半球的领地。同年9月20日至10月16日又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南美十国，加强了法国同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戴高乐自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用于法国的外交事务，他不仅是杰出的外交家，而且是外交战略家。他为了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而表现出的不妥协精神，为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并为它在东西方关系中争得较大的活动余地。以奉行独立政策为基本特性的戴高乐主义，不仅在法国延续下去，而且越过边界，对西欧产生强大影响。当戴高乐向美国的权威挑战时，法国似乎只是一马当先，北约内的一些西欧国家还不得不附和美国的调子，对戴高乐持某种批评态度。但是，没有多久，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就产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在戴高乐去世以后，西欧普遍出现了所谓“戴高乐主义”、“新戴高乐主义”等政治思潮，要求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改善关系。争取欧洲的安全和缓和的呼声终于促成了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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