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30)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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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戴高乐有一幅自己的欧洲建设蓝图。他认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的意义出发，或出自战略上的考虑，欧洲都应该自成一体，这是一个把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所覆盖的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欧洲，它应该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世界三大势力之一”。　　所谓“欧洲应该是欧洲人的欧洲”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　　这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又必须是“多国家的欧洲”，“祖国的欧洲”。戴高乐说：“国家，是唯一有效的因素。”“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戴高乐认为必须承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联合起来的欧洲。　　他形象地说，如果但丁、歌德、夏多勃里昂都变成了无国籍的作家和诗人，都用这种或那种世界语来思考，来写作，他们还能对欧洲有很大贡献么？所以，在当前，除掉“多国家的欧洲”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个什么欧洲。否则，那只能是一个神话当中的、虚构的和空想的欧洲。　　当时欧洲建设问题，除了有一个法、德、意、比、荷、卢六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大多还属于政府上的探讨。因此，戴高乐首先必须在共同体内贯彻他的“欧洲观”，设法减少共同体的“超国家”色彩，把“祖国的欧洲”的成份注入共同体的血脉中去。　　1959年10月13日，戴高乐正式建议共同体六国就政治问题举行定期磋商，建议在巴黎成立秘书处。　　第二年夏，戴高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问题。1961年2月，六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建立政治联盟。7月18日，六国领导人在波恩举行会议，决定举行政治协商，并且委托以法国大使伏歇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建立政治联盟的方案。　　戴高乐再三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者的政治一体化思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戴高乐的意思是：建立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并由此削弱“超国家”的影响。但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则要借此推进一体化，使之具有“超国家”性质，并力争把共同体首先扩大到英国。1962年1月，伏歇委员会提出政治联盟的修改方案，突出主权国家联合的概念。比、荷等国为了抵销法国影响，竭力主张邀请英国参加讨论。4月，荷兰和比利时明确表示，只有接纳英国参加共同体，荷比才准备讨论法国总统的建议。当时，共同体六国和英国代表正在就英国加入共同体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戴高乐坚决加以抵制，在1963年1月29日拒绝了英国的申请。　　竭力主张逐步提高共同体“超国家”性质的比利时王国外交大臣斯巴克，批评伏歇计划说：“我们希望要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却都在里面了。” 　　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他的政治联盟计划则由于其他成员国的反对而作罢。伏歇计划夭折了，戴高乐继续为主权国家的原则和利益而斗争，以至出现了半年之久的“空椅子危机”，几乎使共同体濒临分裂的边缘。　　1964年10月2日，由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担任主席的共同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九六四年创议》的文件，建议加快“共同体体制”各阶段一体化的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前废除成员国之间所有工农业关税和建立统一的对外税率，即从罗马条约规定的1970年7月1日提前到1967年7月1日。　　戴高乐对于任何削弱民族主权的因素都是十分敏感的。他在12月31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明确提出，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金融和防务等各个领域内成为自己的主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同“超国家、一体化或大西洋主义”联系起来，就难免把西欧置于某种霸权之下。戴高乐指示法国代表坚决反对《一九六四年创议》。　　1965年6月20—30日，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农业政策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以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的一方，主张提前实行全面控制共同体农业的计划。法国则坚决反对，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延长临时农业方案的建议，主张继续实行农业出口补贴、从共同体以外进口的农业品征税属于有关国家。总之，前者在于扩大共同体对农业行政政策的权限，后者则相反，竭力维护本国的特殊利益。两种意见坚持不下。7月1日凌晨，顾夫·德姆维尔受命宣布，协商失败，会议休会；法国决定暂不参加共同体的会议，从此开始了为时半年的“空椅子危机”，法国的坐席空缺了半年。　　“空椅子危机”实际上是戴高乐的一种边缘政策外交。但是，戴高乐毕竟不能，也不想把共同体搞垮。　　机器还需要运转，需要持对立意见的双方给机器注上一些润滑油。这润滑油是1966年1月17—18日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卢森堡协议”。　　卢森堡会议是半年来第一次六个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会议一开始，顾夫·德姆维尔代表法国政府就改进共同体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有委员会在采纳成员国提出的建议之前必须征求所有成员国的意见，各成员国的政府可以对共同体的预算实行监督等。法国还提议修改共同体的表决办法，建议不再提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本人无权接受非共同体国家大使的国书，等等，以严格限制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　　六国外交部长总算取得了妥协。会议公报说，在共同体根据多数表决原则作出决定的条件下，如果一国或数国认为该决定涉及本国重大利益时，部长理事会应设法寻求“一致协议”的方案。公报还规定，非共同体国家派驻共同体的大使得同时向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呈递国书。　　卢森堡协议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削弱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实际上确认了戴高乐“多国家的欧洲”的原则，承认成员国拥有“否决权”，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坚决不同意，共同体就作不成决议。　　戴高乐没有放弃这个权力，第二年，法国再次否决英国政府的第二次申请。英国得出结论：戴高乐在世之日，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肯定是无望了。　　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重大政治障碍搬掉了。戴高乐还认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法国在着手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同时加速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提高法国的身价无疑是大有好处的。他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这个伟大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戴高乐在科龙贝隐居的时候，就读过在第四共和国期间当过总理的爱德加·富尔写的一本中国访问记：《蛇与龟》，富尔在书中提出法国应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中法交往日见频繁、建立正常关系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戴高乐想起了《蛇与龟》的作者。　　1963年9月的一天，戴高乐夫妇邀请富尔夫妇共进午餐。席间，戴高乐要求富尔以法国总统代表的名义再去一次中国。富尔动身前拿到了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一封信，富尔充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信使。　　富尔夫妇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很有积极意义的谈话，中法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双方会谈后于11月2日拟定了一个“议定书”。　　富尔把会谈的情况先用书画形式向戴高乐作了汇报。　　22日，戴高乐会见从亚洲回来的富尔。这时中法建交的工作差不多已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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