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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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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谈了许多关于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对我今后生活产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 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她说，假如我同意，她可以为我寻找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位同志来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里夏德·左尔格。艾格尼斯知道左尔格博士同样也在为德国新闻界写作，她觉得在新闻工作之外支持左尔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与他见面时，艾格尼斯并未在场，只有我自己。她只是为我们初次会面当了中介入。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尔格的活动。 我用不着描绘这个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出现过。他第一次来拜访我，是在1930年的11月。当时，我们还住在瓦尔特家里。里夏德·左尔格当年只有35岁，我也同样觉得他的确像别人描绘的那样，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 我现在之所以要描绘一番里夏德·左尔格，也许是因为不在眼前看着他，就无法想象他的样子。 我们初次会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里夏德说，他听说我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谈到了反对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斗争，他谈到责任，谈到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会遇到的危险，他劝我再想一想这件事情。现在我还可以拒绝，无论谁都不会埋怨我。 他看出来我正怀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过我怀孕的事情。 听他问我能否在危险情况下参与工作，尽国际主义义务，我觉得受了委屈。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万一遭到拒绝，可不是个人的事情。在我以某种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里夏德沉默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仔细谈了在我们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我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里夏德·左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据我的记忆，后来一个叫褓尔”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惊讶的是，从我与艾格尼斯第一次会面，到里夏德来访，在我看来这段时间是很短的，他是怎样如此迅速地了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记得里夏德建议我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去观看一次游行，不必直接参加进去，扮做购物的样子，作为欧洲人证明我在现场；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货商店门前，看见许多中国人遭殴打，被逮捕。 在多数情况下，被逮捕即意味着死亡。我注视着那些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年轻人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会为他做任何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①在那里看见了我，我们在柏林曾经有过一面之交。他让同志们提醒我，往后再遇见这种情况，要把自己打扮成贵妇人模样，比如说戴上一顶帽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中国，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里见过他。 ①原为德共政治局委员，1928年因反对台尔曼被解除职务，1929年中—1930年底，被共产国际执行局派往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译注。 格哈特·艾斯勒知道我父亲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很受尊敬的。我父亲是国际工援的积极分子，在进步的资产阶级人权协会中代表左翼势力。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每个月都计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谎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可它对于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工会却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都发表在父亲个人主编的《财政通讯》上，我们在施拉赫滕湖的家里把这份杂志当做家里的第6个女儿看待，亲昵地称它为“菲娜”。 ＊ ＊ ＊ 结识里夏德之后，我听说他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欢迎我参加工作。 里夏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看，更换是不利的，但是他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里夏德这里并参加了他的小组，我丝毫未考虑这个小组要执行什么任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参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 对我来说丝毫没有改变。我知道我的活动是支援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的同志的，而且这种支援是从苏联来的，我觉得这更好。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我们住在瓦尔特家时每一次会面的情形，但是我为这个小组所做的工作，从与里夏德谈话之后，就在那里开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2月，我儿子过生日时，里夏德向我表示祝贺，我一方面由于自己忙于生孩子这类私事而感到难为情，另一方面又不无骄傲地把他领到婴儿床旁边看儿子；他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推动弹簧床，长时间地，默默地观察着孩子。我当时想，他大概还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呢。 瓦尔特帮助罗尔夫在上海谋到了他的职位，还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了我们，我在他家做地下工作若是被发现，可能会毁了他那前程远大的职业生涯，甚至更多。关于我的工作，我必须保持沉默，一旦他知道了，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危害。 瓦尔特是一个成功的、顾体面的生意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实在的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是了如指掌的，当他需要它的物质可能性时，他会以嘲笑的态度说些风凉话。他对自己能从底层晋升上来感到骄傲，他有意识地继续晋升。瓦尔特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同情中国。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进行过无数次交谈，在这些交谈当中，我成功地影响了他。瓦尔特作为罗尔夫的朋友，我从18岁时就认识他，他也知道我从前的政治态度。尽管如此，他对我在上海的活动却一无所知。我相信他从未想到我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政治上会如此积极，因为在他看来，这太冒险，太不可思议。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名字，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伪装。另外我们也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里夏德建议我弄一个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我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我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我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1931年4月1日，我们迁到那里。我们的地址是霞飞路①1464号，后来改为1676号。 ①即今日之淮海路。——译注 摘自一封信： 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们从所有四个房间都能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 ＊ ＊ ＊ 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两条或者三条不同的大街。 里夏德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我这里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里夏德之外，还来两个或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来一个或者两个另外的欧洲同志。我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我只是警戒着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会面是在二层楼进行的，下层的房间不安全，怕来客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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