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9)_鲁特·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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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仆人们的房间，确切说都是些砖砌的简陋小屋，都是孤零零的，它们既无窗户，也没有通向房屋的直接入口，厨师、保姆和勤杂工都经过庭院走后门进厨房。在中午和“主人”下班之前这段时间内，他们要以欧洲的家务方式保持安静，因为“太太”也要休息。仆人们只要不摇铃召唤他们，是不会进室内来的。我自己给所有的客人开房门。楼梯从楼下通到楼上，我们把楼下布置成起居室，这里没有我的命令是不能利用的。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参加会面的同志们不是全都在同一时间来，走出我家时，他们也同样是间隔开来陆续离去。里夏德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总要与我谈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与他的相识，必要时可以通过我们二人与艾格尼斯的相识说明。他偶尔拿一份新闻稿来让我抄写，当做他来访的借口。此外，欧洲人总是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互相之间的来往几乎用不着说明。实际上，除了我们小组的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的拜访，尽管在这两年里他来过我们这里至少有50次。　　在最初的几周里，一旦他为了跟我聊天耽搁时间久了，我表现得颇为拘谨，因为我不愿意显得多么好奇。我的确不是这样，而且也绝不因为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自己却几乎毫无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从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可是这种要表现出不好奇的愿望使我心神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和里夏德谈谈。而当他问起来时，我的回答却十分简单。　　在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经过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我不礼貌地说：“时间到了，您该走了。”（里夏德是惟一一个我不用“您”称呼的人。）他站起来，拿上帽子说：“看样子，我要被轰”走了。”我低头未语。　　《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说，有人认为里夏德有时流露出伤感情绪，对他的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在我较好地了解他之后，偶尔我也感觉到了他的伤感，这或许是一种身体痛苦的表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有些日子他不是像往常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幽默和尖刻，而是显得沉默和压抑。　　翌年春天，我儿子大概已经两个月了，里夏德突然问我，愿不愿意跟他骑摩托车出去兜风。我们在离我家不远的城市边缘会面，我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骑摩托车，他还得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坐得牢固，双脚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后，里夏德躺在医院里，腿上打了石膏，当我去探望他时，同志们告诉我，他总是超速行驶。　　这种飞驰一般的行驶令我十分振奋，我反复喊着加油啊，他也满足我的愿望。当我们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停下来时，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可恶的上海社交生活，什么要不断成熟起来，什么地下工作的责任和对十分娇嫩的孩子的不必要的担心，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大笑着，欢跳着，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全不管里夏德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法。他搞这次出游，也许是为了考验我的身体耐力。假如他真的是这么聪明，设法在我们之间建立良好关系，那么他算是选对了方法。这次出游之后，我不再那么拘谨，我们之间的聊天也更有意义了。这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啊，为了建立这种关系而冲破严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许是对的。　　里夏德从未教过我关于从事秘密工作的规则和理论。为了对同志们的生命负责，别人的经验也是有用的，但是责任心本身给人的教育最为深刻，想到他们和自己的安全，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理所当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虽然没有人教，我同样也懂得，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在与里夏德谈话时我发现，他对我与我们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尔特、威廉律师、伯恩施坦、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普劳特等进行的某些谈话是感兴趣的，于是我便有目标地邀请客人们来。只要里夏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愿意这样做，从他的面部表情我会发现，他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就这样，我通过他的举止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驾驭自己，只要他认为是重要的，我就能习惯地采取恰当方式与人们谈话。即使他不说，我也明白这对于他是有用的，现在我可以说，我了解我们的“机关”了。也许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情报，他自己有许多更好的联系，但是也许能形成一幅画面，我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估价，对他们的看法的估价，也许会偶然对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价值。　　我也很快认识到，对于里夏德来说，光事实是不够的。一旦我掌握事实不多时，他便会问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说：“好，好，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我要再强调一次，后来也不曾有过我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只了解工作当中的那些事情，随着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来越清楚。我相信这很能说明里夏德和他的同志们的工作方法的特点。当然，这期间我的求知欲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烦恼。我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些出色的共产党人圈子里工作而感到幸福，后面我还要讲述别人的情况。我通过他们的榜样学到许多东西，他们并未有意识地教我。秘密行动成了第二天性，因为我要保护的那些同志不断地受到威胁，我以同样的直觉守护他们，像守护我的小儿子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奇异的比方。犹如孩子的轻微哭声唤醒我一样，在同志们周围哪怕有最微小的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事情，都会引起我的警惕。　　回顾这段时间，在今天看来，我写给家里的那些信件都过分坦率，不言而喻的是，这些信从未涉及地下工作，甚至没有丝毫的暗示，我的思想状况则不同。这也许与我在上海资产阶级社交圈子里为自己所设想的角色有关，从一开始我就是以一个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面貌出现的，我从来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兴趣。我认为，在周围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方式。我不需要绞尽脑汁去扮演一个纳粹女人的角色，由于种族的原因，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办不到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扮演一个“民主进步的知识女性”是最合适的。1933年以后，对于我来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惟一的可能。从一开始我就必须考虑到，通过随便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公开我过去的经历，这并不意味着是灾难，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曾经是共产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理智”起来，这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来说，不是什么不寻常的道路。通过罗尔夫的职位，我们牢牢地坐在了资产阶级的交椅上，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我会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葬送我的家庭，葬送我们在中国所创造的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尤其是作为一个幼小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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