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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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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时我曾有机会结识了各种类型的传教士，其实不能说是各种类型的，大多数都是一种类型的，即可怕！他们的女人更糟糕，尤其是那些美国女人。她们都是些带着甜蜜蜜的微笑的、于巴巴的，胆小如鼠的老太婆。有几个当然好一些。一个传教士的老太太1907年第一次去牯岭，是因为她的小女儿忍受不了汉口的炎热。大夫告诉她，只有凉爽的气候才能帮助她，于是这位太太带着孩子上了山，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花了三个星期用石头和泥土盖起了一栋房子，几天之后，她的孩子健康了，欢蹦乱跳地到处跑。同一个孩子她又带来了，现在大约39岁，十分瘦削，头上戴着一顶非常难看的帽子。胳膊上挎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编织袋。 给父母的信： 1932年7月5日，牯岭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长的路，欣赏扬子江河谷里的美丽风光，欣赏湖北那连绵不断的山峦，那里有红军。站在这里的山上便能理解他们的战术，因为这里也是些荒山野岭，有着密布的热带丛林。只要山上没有道路，外来的军队是无法发现道路的，只有当地的红军在当地农民帮助下才能找到道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树林，只有茂密的灌木丛。中国农民太贫穷，无法等到它们长成树木，他们砍伐灌木和小树，用来烧炭或者绑成扫帚去卖钱。在中国只有竹子能保存下来，因为竹子在6周之内便能成长起来。 1932年7月27日 艾格尼斯返回上海去了，她比我早出来5个星期。德国商会的弗格尔博士现在在这里，有时我跟他出去散步。上周与他和奥特马教授郊游了一次。奥特马是中国语言专家，我们走进一座庙里，他能阅读并流畅地翻译那些碑文，其中也有古文字，连中国人也不懂。他被公认为是通晓中国方言的外国语言学家。除此之外，他并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 ＊ ＊ 我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从未提到，有时我也有烦恼。母亲有6个孩子，她有足够多的问题去照料，我再也没有理由向她倾诉我心里的忧愁。我在牯岭逗留的最后两周，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的。早在好长时间之前，有两个欧洲同志被捕，他们是来自瑞士的诺伦斯一吕格夫妇。我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可我们大家都关心他们的遭遇，他们被中国法院判处了死刑。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中写到，左尔格筹措了一笔钱，把他的死刑改成终生监禁。 诺伦斯夫妇有个五岁的儿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后，艾格尼斯给他买了一大堆礼物，我认为像个王子一样娇惯他是不对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现在的问题是，我要不要收容这孩子。我很愿意这样做，我会设法给予他母亲的温暖，米沙也会有一个大哥哥。但是里夏德不同意。否则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地下工作，可这样做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我们在牯岭听说，诺伦斯—吕格夫妇绝食了。这一天当我们坐下来吃中午饭时，艾格尼斯突然说，她无法吃饭。我当时可能颇为冷漠地回答说，她这样做是帮助不了诺伦斯的。艾格尼斯站起来，离开桌子而去。下午我独自一人出去散步，当我回来时，我发现了一封信，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再停留下去，她要返回上海去。说我过多地考虑个人幸福，考虑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头脑里扮演着过分重要的角色，说我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 我坐在这封信面前，无法领会它的内容。这两件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艾格尼斯熟悉我，她应该知道，只要有机会搭救两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愿意冒任何风险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遭遇同样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对艾格尼斯说，我常常想到这个五岁男孩的母亲？我是否一定要表达出我的感情，来向艾格尼斯证明？ 令我惊讶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谊，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裂痕呢？我绞尽脑汁设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么对我产生了这种印象的。也许在某些地方她是对的？我在享受着生活，对日常的事物表现了不寻常的兴趣。也许我把它们看得太重要了？我喜欢我儿子的每一次呼吸，并且下定决心多要几个孩子，尽管我不认为我的婚姻能够克服眼前的矛盾。 有一次，艾格尼斯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献给了斗争。” 诚然，我对待自己对米沙应尽的义务，不会像对待艾格尼斯进监狱那样心平气和，但是，难道我会因此而出卖什么吗？ 被捕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一直是现实的。我在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以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烟，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时，还要戒除这些嗜好。 我们的友谊这样突然破裂。对于我是个沉重打击，这友谊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对于艾格尼斯也是如此。 后来，我们在上海偶尔还能见上一面，艾格尼斯当然也还到我们家里来，但这已经不再是老关系了。我感觉到艾格尼斯没有改变她在牯岭对我形成的看法，像历来那样，她毫不妥协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动。 现在与里夏德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我很高兴自己在会面之间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有些话要对他说。有一次我提起与艾格尼斯的疏远。里夏德似乎把这视为女人之间的争执，他无意介入这种争执，这对于我来说是必要的。假如里夏德也失掉了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凡是我所尊敬的人，都很容易震动我的自我意识。 我和伊萨继续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在资产阶级的客人当中，我们最喜欢的是弗里茨·库克老师，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理解中国人民。1933年以后，库克成了头一批纳粹党人。恰恰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很难理喻的。他见过许多世面，读过许多书，与上海的普通欧洲人相比，他的视野宽阔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爱着一个与别人订婚的中国姑娘。 1932年12月中旬，格里沙来电话，让我下午去他的住宅，里夏德要在那里与我谈话。我很少到格里沙住宅里去，照我的理解，事先他将再一次给我来电话。后来他告诉我，我们说好，万一中间有什么事情，他才来电话。总之这是一次误会，我未到他那里去，这是长时间未能克服的误会。 当天晚上我们家有客人，里夏德·威廉教授的儿子们来拜访我们，威廉教授从前是驻华传教士，后来成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的领导人。 威廉教授死于1930年，他的一个儿子像父亲一样，也成了汉学家，曾长期生活在北京。另外一个儿子成了建筑师，手里拿着一封给罗尔夫的介绍信。 在给我父母亲的一封信里，我提到了那天晚上他们来访的情况： 1932年12月17日 ……这些威廉们令我好失望。那个北京来的威廉尚可以，他比较活泼，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一个老式的中国朋友，他更爱三千年前的中国，对今日的中国却不怎么感兴趣……他在东亚协会做了关于中国研究所的报告，事后却给库克老师放映了他的陕西、甘肃之行的幻灯片。然后我招待他们大家在我这里用晚餐，这是一次失败的社交活动，因为除库克之外，他们都是沉默和无聊的。建筑师和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尽管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我们提了许多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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