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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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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稿在弗莉达·鲁必纳那里得到了最多的赏识。她把它交给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答应作些修改后可以出版。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寄希望于某个天才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看样子，这部手稿的确是毫无用处。我把它留在了莫斯科。 所有六位读者的意见恰恰反映了那迅速怀疑年代的特点：共产党人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白俄女人（俄罗斯流亡女人）转变的，而是她一定要停留在敌人的地位上，她要拖着自己的丈夫走向毁灭！ 那是一个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时代。忽视这个时代是错误的，它在许多人身上都产生过悲剧性影响。 当我去索科尔尼基拜访我的老朋友们时，只遇见了莉萨和孩子们，她丈夫被捕了。莉萨心平气和而冷静地告诉我，她丈夫从未犯过反对党或者苏联的罪行。 我们俩人做出同样的解释。他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可能的。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分子在反对苏联的激烈斗争中，会打进大量特务，因此对于那些负责的人来说，区分诚实的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行动，是不容易的，但这是可以澄清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以特别绝望、残酷和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在想尽一切办法损害苏联，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 我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这些朋友，一旦他们遭受到这个时代的结果时，我便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坚信他们是共产党人，不是敌人，当然，他们可能犯错误，结果受到怀疑。我自己在一个军事机构从事地下工作，这个机构犯一个错误，可能危及许多同伴，而犯错的人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审判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分辨清楚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卡洛什也是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别时说：“唉，索尼娅，至少我在你这里还能有个好心情。”后来我再未见过他。 这期间我有一段时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里度过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到了聪明的交谈。后来我在一栋军队公寓里得到一个居室，住在那里时，我进了一个情报员学校，学会了组装一种复杂的发报机，这种发报机叫推拉式发报机，我记得德文叫反节奏发报机。一个名叫乔治的和蔼的美国同志给我上课，他是一个好教师和好同伴。后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时，常去拜访他们。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格里沙，我们经常见面。通往伏尔加的联系渠道就是借他设在莫斯科郊区西米基的电台刚刚开通的。格里沙要做点令我高兴的事情，于是便请我出去旅行了几天。他觉得我获得红旗勋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并请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许的条件下告诉他怎样才能获得勋章。由于我无法向他讲述什么英雄业绩，使我感到颇为难为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未跟他讲。他始终不知道我曾在波兰，在他的故乡生活过。 我还记得，我们在电影院里时，他是怎样讥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难，通信兵设法发出呼救信号，但发报机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舱，而且越涨越高。通信兵抓起机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摇来摇去。我悄悄对格里沙说：“我的发报机发生故障时，我也总是这样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格里沙。每当我到外国去时，总是与最好的朋友中断联系。 战争爆发以后，条件更困难了。 格里沙若是还活着，他一定会设法找到我，他一定会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姓氏。找到我父亲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书籍在同志们当中是出名的。其他人利用过这些书籍。 又见到伊萨，令我特别高兴。我们立即又成了最要好的老朋友。伊萨与弗莉达·鲁必纳也很熟悉。当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便永远地告别了伊萨。50年代她曾经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 ＊ ＊ 非常尊敬的教授！ 不久前我买到您的书《德国帝国主义史》，从书（俄文版）的前言中我得知，您在柏林大学任职。我给您写信提出下述请求：请您转告我您妹妹的地址。我们是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不幸的战争和战后岁月，我们失掉了联系。若能仍与昔日的朋友再建立起联系，我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 ＊ ＊ 数周以后我才得以给伊萨写信，但未收到回信。那以后我去拜访过弗莉达·鲁必纳同志，她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给我写过信，她住在克兰马赫诺夫，她对我的拜访感到非常高兴。她听说过伊萨的情况，但没有她的地址。 关于莉萨的家庭情况，我同样什么都不知道。1959年我去莫斯科为写作关于奥尔嘉·贝纳里奥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曾经去过索科尔尼基公园。那些老住房尚在，但我已经不记得她住在哪栋房子里。在这样长时间之后，若想找到这一家人，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1938年我在苏联也见到了情报员学校时的凯泰，还结识了她的丈夫。每次与这些有经验的同志和著名学者聚会都是一种收获。凯泰第二次怀孕了。我很高兴她生活得很好。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领导和朋友安德列得到另外一种我不熟的工作，我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个奥塞特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哈奇是个结结实实的人，有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双黑眼睛和一张圆圆的，常常显得狡猾的面孔。 非常能干的情报员伊万·维纳罗夫在他那本《无形战线上的战士》一书中关于他的描写，比我的描述好得多，这本书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出版社出版的，在181页以后有这样的描写： ＊ ＊ ＊ 乌马尔·奇奥洛维奇·马姆苏洛夫，即哈奇，当年在高加索反对白色近卫军匪徒的革命斗争中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乌马尔是被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发现的。1922年，加里宁在一次穿过当时尚不安定的国家的旅行中，在高加索一个村庄里遭到一股匪徒的袭击。当时乌马尔就在这些抗击匪徒的红军当中。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加里宁带上了这位年轻的，尚不满20岁的受伤的共产党人，并把他推荐给别尔辛①。这位令人注目的苏联情报员的生活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①J·K·别尔辛将军，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长，左尔格的上级领导和亲密朋友。 维纳洛夫在205页以后，描写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经在西班牙遇见自己的朋友哈奇，当时他正在那里与游击队员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后来又成了诚实的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杜鲁提的顾问。那时作家、新闻记者海明威正想结识一位游击队领导人，于是便找上他来，可哈奇却总是避而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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