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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这位同志认识国际纵队不列颠旅当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他与他们进行了研究，然后向我推荐艾伦·福特。我向他要了一份生平简历，把它寄给中央，并获得允许，可以吸收艾伦·福特做合作者。我们约定，我尚在伦敦时与他见面，但是他生病了。我去瑞士之前给他留下一个接头地点。

　　我们于9月份到达后不久，西方势力便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希特勒扩张领土的愿望变成行动。

　　我给家里的信这样写道：“我们这里的气氛自然完全像你们那里一样，零度以下。”

　　首先我们在洛桑住在一家膳宿公寓里，10月上旬我们找到一栋房子，与扎科帕内那栋颇为相似。它位于瑞士法语区的山里1300米高的地方，距库克斯村不远。在山下平地上我们可以看见蒙特吕斯和日内瓦湖和像蓝色飘带一般的罗内河，我们的对面是3000米高的法国阿尔卑斯山，我的后边是纳耶的罗歇尔山峰。这个新家是一栋改成新式样的农家住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岗上，它叫鼹鼠岗。房子的后半截是一个牛圈，里面喂养着十几头奶牛，牛图上面是草棚。奶牛在房后鲜嫩的草场上吃草。它们是一个叫弗朗斯瓦的农民的，他住在距我步行只有10分钟远的地方。很快我们便熟悉了每一头牛，孩子们给每一头牛都取了名字。夜间牛铃的叮当声或者不睡觉的奶牛的哞哞叫声传进我们的梦里。

　　房子的正面是由三间卧室构成的。春天的时候，从远方到来许多客人，欣赏房后那片著名的水仙花原野。花的香味十分浓郁，我们夜里必须关上窗户。冬天时初学滑雪的人们从库克斯的旅馆里来到我们这个平缓的小丘上练习，有谁口渴，便在我们家得到一杯饮料，有谁累了，就在我们小房子前边的板凳上休息。在别的季节里这上边是相当寂寞的。如果谁有一辆汽车，必须停在距我们房半里远的地方。只有细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长满草的小径通向“鼹鼠岗”。

　　邻近有一家幼儿园，里面也开学校的课程，我在那里给米沙报了名。在波兰的两年，一直由我自己给他上课，现在我骄傲地发现，他的知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法语这种新的语言他学得很快。冬天他穿着雪橇穿过草地去上学；出发之前我把一个手电筒拴在他的短大衣上，以便他天黑时能找到路。

　　在“鼹鼠岗”我装备我的发报机，现在它能覆盖2000米的距离。屋内有一个砌人墙壁里的衣橱，最下层有一个用木板封起来的空格，罗尔夫和我把最下面放鞋的木板拆下来，把发报机装在空格里。工作时我不需要把它抽出来。我们把两个为香蕉插头准备的洞，用木塞子封起来，看起来像两个节孔。

　　相对说来，工作进展是顺利的，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是好的。在技术方面，或许我还应该多学几手。

　　在第二层的走廊里有一扇门直接通往草棚。农民是从外面取草的，他永远不会抵达我们的门，我只有惟一的一把开这扇门的钥匙。我把器材藏在这里的草里。

　　＊ ＊ ＊

　　给父母亲的信：

　　住在狭小的膳宿公寓时，我们还要求孩子们养成听话的习惯，现在他们可以享受自由，无拘无束地在草地上嬉闹。我们这里的风景，不是那种只能在度假时从饭店里看到的风景，而是经过长时间攀登以后，从一个非常美丽的观景点看到的风景。对于日常的刷锅洗碗和涮墩布来说，这种风景简直是不现实的。爸爸，谢谢你给B写的信。大包裹到来之前，我得推迟拜访，因为我那顶用白色的棉纸裹着的时髦帽子在包裹里。

　　＊ ＊ ＊

　　B指的是英国人布力洛奇先生，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组织”中有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关系。我也结识了他的妻子。她来“鼹鼠岗”拜访过我，每当我在日内瓦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去看望她。我尤其喜欢与她父亲罗伯特·戴尔聊天，他是一个左翼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虽然年事已高，却依旧活泼、明智、正直。她为“曼彻斯特贫民救济会”写稿。

　　假如我父亲“给B写的信”这几行字已经不存在的话，我的报告里也不会提到这一家人。他们的存在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这家姓B的是些什么人，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我才知道了全名。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关于在任何信中都未曾提到过的其余人也是如此。

　　同样，我也认识了玛莉，她是国际联盟图书馆主任。她喜欢说话，认识许多人，有些事情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的。她结交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他们同样也是些健谈的人。通过玛莉我又认识了卡嘉，这是一个左倾的女记者。我跟她成了好朋友。我们这两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经常讨论她所获得的消息。自然，她并不知道我的真实工作。多次去日内瓦时，我都在她那里过夜，而不需要到任何一个旅馆里去登记。玛莉和她那个圈子的特点是，每当她得知我偶然在卡嘉那里过夜时，总是散布说：“真是这么心地善良吗？卡嘉可是只有一个双人床的房间啊。”这种窃窃私语很少能妨碍我在日内瓦的逗留，这无非是一种怀疑，而这种怀疑却是接近实际的。说句公道话，玛莉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必要的时候，她在瑞士给我弄一份洪都拉斯护照，后来又给伦弄了一份玻利维亚护照，当然是花了许多钱，这些钱被当时的领事馆得到了。玛莉参与一个受美国影响并有复国主义倾向的犹太流亡者组织的工作，所以她有这样的机会。

　　1938年秋末，我在日内瓦遇见了艾伦·福特，别名吉姆。他当时尚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与德国有关系，我只是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国际工作，这件工作像他在西班牙的斗争一样危险。

　　我与吉姆在日内瓦见过两三次面，谈了好几个钟头。这种集中精力的谈话是重要的。我注意观察一切，每一句话，声调、手的动作、面部表情，谈完话之后，还要长时间地回想这些。

　　他理解得不费力气，还提一些冷静的问题。他显得伶俐而精明；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在新的不习惯的形势下，他会迅速做出反应。在西班牙时他一定证明自己是个勇敢的好战士。否则人们不会建议他来做这项新的工作。

　　尽管我今天知道吉姆这个叛徒出版了一部可耻的《间谍手册》，我还是要设法描述出我当时所了解的他的形象。在我们整个合作期间，直至微小的细节，吉姆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一次会面时我就感觉到，他很愿意让自己活得滋润，讲究好吃好喝。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发现他有点玩世不恭，但由于这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我觉得不值得指责。吉姆当时大约30出头，他长得高大，有些过分肥胖，有一头发红的淡黄色头发，淡色的睫毛、淡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模样看起来还不错，并且懂礼貌。英国人从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来自小城镇的市民”，不过这在德国不会有什么作用。吉姆应该去慕尼黑住下来，多看多听，设法认识纳粹党徒，如果可能的话，要与梅塞施密特飞机工厂建立联系。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否建立了通信联系。他既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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