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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在那以后不久，又有第二个英国同志来到瑞士，他是我以同样方式争取来的。自然，吉姆和伦在西班牙时就认识。我第一次遇见伦是在1939年的卫月份或者2月份，在维维伊一家平价商店门前。他当时是25岁，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眼眉连在一起，一双灰绿色明亮的眼睛。他显得瘦削，但身材健壮，肌肉发达。既腼腆又好斗，给人一种朝气勃勃，不成熟的印象。与吉姆相反，他在物质方面要求不高，感觉非常敏锐。

　　当他听说要他去德国从事危险工作时，便开始喜形于色。我向他解释说，德国的同志们多么困难，英国人做这件工作有什么优越性。他把这项新的工作视为他在西班牙土地上所进行的斗争的继续，是他的生活的最高峰。他只是担心一点：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这项光荣任务？我相信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他聪明、博学，是个好的观察家，在组织工作方面有些笨拙，在抛头露面方面不像吉姆那样自信。他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个令人喜欢的、谦逊的年轻小伙子。

　　伦应该去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定居，设法与法本公司取得联系。当时我把他对待一项危险工作的热情归结为他的年轻气盛，忽视了这背后的政治信仰。后来我认识清楚了，这种热情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退的。

　　1959年，英国和美国的西班牙战士第一次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通过他们我才了解到伦那种极为大胆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恰恰是这种特性促使一位在西班牙的美国心理学家请求伦作一次“职业性谈话”；他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怀有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迄今为止从未见过什么人没有肉体的恐惧。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导致伦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足。如果认为他天生是个冒险家，那是一种误会。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花了20年的时间，以勇于牺牲和忠于职守的精神，一直伏案从事一项重要工作。

　　伦早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员，回国以后立即又成了他自己的党的成员。现在让他毁掉自己的党证，不作任何声明便离开党，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去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成了一个枢密顾问的寡妇的“付房租的寄宿客人”。她儿子有在法兰克福经营布吕特纳钢琴许可证，与年轻的妻子住在母亲家里。

　　伦为自己编了下面的经历：他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叔叔，即他的监护人，是一个富裕的人，对德国人评价高，希望他的侄子去游览这个国家，学习它的语言。

　　这一家人接纳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带他去剧院，参观展览会并设法帮助他学习德文。

　　我们小组的最后一个人，是1939年4月底到达的，他叫弗兰茨·奥伯曼，别名赫尔曼。接头地点是伯尔尼的国际邮政纪念碑。我早些时候曾经在那里等待过他，但是在学校的一次化学实验中发生了爆炸，赫尔曼在爆炸时从关闭的窗户逃了出去，玻璃划伤了他的下巴。他总算幸运，爆炸是在平地上发生的。

　　一个带有火红疤痕的地下工作者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必须等待疤痕愈合。赫尔曼是同五个德国人一起接受训练的。所有的人都被派到外国去工作，但是根据赫尔曼的描述，只有他一个达到了目的。在战前几个月那种紧张气氛中，工作任务对于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来说是艰难的。赫尔曼到达的时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希特勒占领了。

　　赫尔曼在瑞士西部的弗里堡住下来，最初的几个月他应该从容不迫地寻找一个合适的住处，然后把他的发报机组装起来。赫尔曼的遭遇和其他德国共产党人一样。自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加入了组织，积极从事活动，他被纳粹逮捕过，后来又去西班牙参加过斗争。我与他在一起感到非常放心，只是对他那芬兰护照不大放心，因为赫尔曼根本不会说芬兰话。

　　我们那栋田园式的小房子，“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老保姆曾经带大了他们的母亲”，这一切都使我们显得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典型中产阶级背景。

　　我们到达三个月以后，即圣诞节时，我把两个与英国人结婚的妹妹和她们的丈夫请了来。我父亲也来到库克斯。他们的来访，除了我很高兴他们大家来我家之外，对我的公开身份同样也有好处。

　　我从瑞士当局那里得到许可，允许我居留到1939年9月30日。1939年初罗尔夫准备起程。他到法国去打听过并在马塞找到一所报务员学校，他要在去中国之前到这所学校去学习。他将过流亡者生活并学习第二种职业。这并不奇怪，因为流亡者必须以各种方式艰难度日。他想学习得够用了以后再离开。

　　在库克斯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非常孤独，这里既没有文化生活，与人们又没有多少接触。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多的书，我想尽办法改善自己的语言知识。不久我便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我掌握得很好，我可以用俄语、波兰语与人对话。今天，除了英语，大部分都忘记了。

　　罗尔夫起程之前，我们结识了一对德国夫妇。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再有过这样好的出身自中产阶级的朋友，像米莉雅和维尔纳那样。他们作为流亡者生活在瑞士，等待着去南美的签证。他们都是我这样年龄的人，有两个孩子。维尔纳是个好脾气的，有点软弱的人，他的妻子妩媚可爱，思想活跃，从许多方面来看，她都能开阔商人的眼界。我们之间很快变得谁都离不开谁。

　　我父亲在两次或者三次来瑞士做客时，也喜欢上了米莉雅。我在写往伦敦的信里说：

　　米莉雅对爸爸的来信非常高兴。虽然我非常高兴做你的女儿，但我还是要说，你给你女儿的女朋友的信，写得有趣得多。

　　＊ ＊ ＊

　　维尔纳和米莉雅住在蒙特吕斯。我们经常见面，常常是整天呆在一起。自然，他们一点不知道我的情报员活动。我像他一样，靠着我那点“越来越少的财产”过日子。当然，在我们的多次谈话中我也让他们知道，我是非常左倾的。米莉雅在政治方面比她丈夫激进得多。

　　我不记得是通过什么途径，也许是通过我的家人，也认识了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她已经70多岁，由于身板挺拔，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满头白发而显得尊贵高雅。她是歌德的同时代人和崇拜者贝蒂娜·封·阿尔尼姆①的亲属。她的堂兄弟和亲近的朋友是1931年去世的国民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塔诺。她居住在瑞士舍布雷兹一栋装演美观的房子里。

　　①19世纪德国女作家．着有《一个孩子与歌德的通信》。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所·布伦塔诺之妹。

　　有教养，从不在乎各种流言蜚语，兴趣广泛，政治上信仰进步自由主义，像贝蒂娜·封·阿尔尼姆一样。在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看来，我这个31岁的人还很年轻。也许是她与年轻人很少来往，所以她由衷地喜欢我，还有后来的伦，对我们的来访又高兴，又激动，待我们如她的孙子辈孩子。有一次我说自己是她的孙女，她流着眼泪说：“你们两个人真像我的孙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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