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43)_鲁特·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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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我之所以要提到我与米莉雅一家和与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是我在瑞士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诚然，我曾经想到要与中产阶级的熟人保持往来，但与这些人的往来却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后来当我需要时，他们都帮助过我。同样，我与农民弗朗斯瓦妻子的关系也是如此。她的劳动是繁重的，与丈夫的婚姻并不幸福，他比她年长得多。我们互相尊敬，当我需要的时候，她也支持过我。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痛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早在1939年2月我再一次见到了吉姆，3月或者4月又见到伦。那以后我又在6月一起见过他们。俩人知道，除了他们主要从事的气氛报道的消息（在英国人看来，某位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见方面要坦率得多），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也是有趣的。有一次伦的房东一家去飞机场去参观在一个大厅里展出的齐佩林飞船①，据说它飞越过大西洋。参观的人像流水一般穿过长长的被隔成许多小间的船舱。　　伦把整个展览看得十分仔细，座位的靠背垫子、窗帘，飞船那被化学制剂浸泡过的帆布壳等等，在观众不多的时候，他又回去参观了一遍。伦向我提议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安放一包燃烧剂。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对的，万一中央同意这个建议，吉姆也可以参加。伦去慕尼黑看望了他，可他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他认为那里通风不够，因为齐佩林飞船是在一个大厅里。伦和我持不同看法。吉姆不愿意在纳粹德国卷入这样一种冒险。但我们却认为对敌人的任何干扰和损害都是重要的。　　①即德国人费迪南·齐佩林伯爵（1838—1917）发明的飞船，1900年首次升空。　　他们俩人向我汇报了在慕尼黑的一段经历。今天伦回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他接近音乐厅广场时，偶然看见了在那里结束的党卫队游行。他们在纪念德国法西斯神鹰军团的牺牲者。希特勒曾经把这个军团派到西班牙去支援佛朗哥。党卫队员们把广场四周围了起来，每人举着一块写有牺牲者姓名的牌子。　　伦和吉姆要去吃午饭。他们走到莱奥波德大街，那里的右边有一家中档饭馆，他们走了进去。他们附近坐着一个黑头发的漂亮的年轻姑娘，后来进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俩人相当冷漠地互致问候，并排坐了下来，但并未交谈。门开了，走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党卫队员，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是希特勒。店主人问候希特勒，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走进旁边一间屋里。人们请求伦和吉姆把烟熄掉，因为“元首”是不吸烟的。一个副官出现在饭馆里，俯下身去向两个女人说了什么，然后把她们带去旁边屋子里见希特勒。吉姆有一个德文教师，这是一个不怎么热心的纳粹分子，告诉他说，这家饭馆的主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支持过他，自那以后“元首”偶尔来光顾这里。两个女人就是爱娃·布劳恩①和尤尼蒂·梅特福德。尤尼蒂·梅特福德出身自一个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她是一个纳粹主义信徒，与希特勒关系密切。　　①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姘妇。　　后来，与伦经过一番仔细讨论之后，我向中央汇报了接近希特勒并消灭他的可能性。在我们得到回答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使这种可能性成了泡影。伦十分失望。他和我关于个人暴力是无益的看法，是符合我们党的理论的。这一点并未阻止他和我把某些人视为有害的和残忍的，我们打算在这些人身上冲破理论。　　中央对齐佩林飞船一事是感兴趣的。于是我请求伦和吉姆于1939年6月一同到瑞士来。我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化学药品，并教给他们如何运用。我们配制了一种燃烧剂，并对它进行了试验：一种溶液在一个固定时间内通过一条胶皮管并点燃燃料。做好的小炸药包像一个香烟盒那么大。　　伦和吉姆带着任务返回德国，亲自去制作和试验燃烧剂。这件事他们做得很成功。　　1939年初夏，当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候，过期的德国护照在流亡者手里已经毫无用处，我手里的洪都拉斯护照，也不意味着真正有保障。中央问我有没有弄到另外一本护照的可能性，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计划，即在罗尔夫离开欧洲之前，我们要办理离婚手续，我要和一个英国人缔结形式上的婚姻。吉姆和伦二人都是单身汉。吉姆在年龄上与我正合适，于是我们决定，我和他结婚。这在我们生活的框架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离婚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吉姆表示同意。　　1939年夏天，罗尔夫又到我们这里来了一次。当他返回中国的事情定下来以后，中央又来问我，他是否愿意让恩斯特作为上级领导并一道工作。罗尔夫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他表示同意。　　恩斯特从苏联来，在欧洲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他想去探望多年未见面的母亲，在最后一个月，由于时间不够，他决定只到我这里来。现在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雅尼娜三岁了，生得很漂亮，文雅，非常热情。自那以后，尽管我仍和他保持联系，再未打听过她，从来未照料过她。我并不责怪他，但我却无法理解这一点。尽管我很想见到恩斯特，可他宁愿不去探望他的母亲，这令我感到心情沉重。我自己有孩子，我觉得他未能给她带去这种巨大的快乐，是令人伤心的。　　不了解当时瑞士形势的人，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离开恩斯特和罗尔夫，心情如此沉重。要想避免一场战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希特勒占领；下一个国家该轮到瑞士？战争将在我们这个角落里开始？今天大家都知道并非如此，瑞士在这几年的世界事变中仿佛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实际上那气氛是可怕的。每一个怀里揣着德国护照的流亡者，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迅速地离开这个国家。到处都在传说，流亡者的居留许可不再延长，犹太人将被送到德国边界去。据我所知，这些传说在个别情况下得到了证实，战争爆发以后，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悲剧性的现实。“引渡难民回他们的出生国”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要求。一个布告里说，犹太流亡者不准参加工作，参与任何微不足道的政治活动，都将被“驱逐出境”。　　英国护照是重要的。当我陪同恩斯特和罗尔夫登上从库克斯驶往蒙特吕斯的小火车时，它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尽管离开他们二人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并不为这种决定而后悔，我以失望的心情想：战争将要开始了，而惟一能帮助我和孩子做一切事情的人们，永远地离去了。我站在车站上，眼望着那小小的山区火车，直到它转过弯去。　　1939年8月份，我的妹妹们又一次来探望我。　　8月15日，我们把一张写有诙谐话的明信片寄往父母亲的地址：伦敦西北3区，上公园路25a；不久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我的客人们都匆匆忙忙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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