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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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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与赫尔曼于1941年夏天的会面，是关于德国同志的最后一条消息。 战争又延续了四年。我担心赫尔曼在健康方面能否经得住拘留。今天若要青年一代明白，我们是怎样不仅献身于我们的事业，而且为它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又是怎样不假思索地做出这些牺牲的，是一件困难事情。赫尔曼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受到叛国案审判的威胁，在西班牙进行武装斗争，在苏联接受情报工作训练，在瑞士从事地下工作，我们一道工作的时候，赫尔曼已经31岁了。难道他不想爱一个姑娘、结婚、生孩子？他放弃了这一切。他在瑞土的被捕恰恰发生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不过，他在拘留期间仍然做了许多工作。福特在他那本变节性的手册里居然叹息什么为赫尔曼筹措经费对他来说是徒劳无益和白费精力！ 1958年秋天，当伦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战士奖章”时，我们带着我们的彼得参加了授奖仪式，他当时已经15岁了。 突然在我身后有什么人唤了一声“索尼娅”，那是赫尔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拥抱，二人眼睛里都含着泪水。彼得从未见过我会这样，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告诉他：“这位同志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被捕过。他受了折磨，但他什么都未说。否则我现在也许不会坐在这里，根本不会有你。” 彼得两眼闪着亮光说：“他能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赫尔曼跟着来了，我又经历了第二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有五个孩子。这是生活中多么美丽的日子啊！后来我们也结识了他的妻子，我们很喜欢她。 1939年底我办理完离婚手续。在这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咨询，配偶双方的国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这样两个人结婚都需要什么手续。这会招来许多麻烦。我的德国护照早已过期，若是英国当局不承认这个护照，我就什么证件都没有了。英国人允许跟没有证件的人结婚吗？当局若是承认我的旧护照，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是不受欢迎的。英国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有许多独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们的最后一分钱，以便通过假结婚到英国去。 奥罗知道我要结婚的计划。她希望我由此而减少担忧。她与吉姆和伦相处得很好，每当他们来访时，都给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与米沙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她始终宠爱尼娜。 ＊ ＊ ＊ 给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谁说几句米沙的好话，奥罗立即会反驳，并开始讲尼娜的事情。维尔纳告诉我，他问米沙：“妈妈好吗？” 米沙答：“妈妈很好。” “奥罗呢？她健康吗？” 米沙答：“太健康了。” ＊ ＊ ＊ 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在一个舍己为人的老年女人和一个绝对不是顽皮或者难对付的小男孩之间产生这样的矛盾。我一再设法公正地对待二人，并且开始为米沙担心，因为这种紧张关系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1940年2月，我终于办妥了结婚的一切证明材料。尽管这只是“纸面上的婚姻”，我们还是愿意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选择了2月23日，即红军诞生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戒指简直像是纸做的，我们是在维维伊平价商店买的，一个马克一只。谁若是喜欢罗曼蒂克，他会记起来，那里是我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当被问到证婚人是谁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准备，临时拉婚姻登记处的看门人和一个职员。中午奥罗给我做了蛋糕。 英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接待了我，当我根据结婚证明材料填写英国护照时，他们表现得颇不友好。两周以后，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这份珍贵的证件，其余的德国流亡者好羡慕我。 伦搬到“鼹鼠岗”上来。他是一个体贴人微和照顾周到的配偶。这一场婚事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一次重要经历，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感觉到温暖和关照，只要奥罗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种欢乐而平静的气氛中。我们是通过工作和危险联结在一起的同志。我们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书籍。我们每天都有意识地去经历那美丽的风光。伦对孩子的理解，特别是对米沙，是值得钦佩的，即使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他也从未改变过。 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难。我当时并不了解伦是一个怎样复杂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无根据的不信任，我面对他那经常的情绪变化，面对那无法说清楚的沮丧情绪，我感到手足无措。我对他那种面对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拘泥态度感到不耐烦，我那些迅速的，常常是过分果断的决定，给他以专制的印象，这些都加强了他的精神烦躁。 1940年春季，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都遭到法西斯军队铁蹄的践踏。每一次可怕的打击，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将遭到同样打击的危险即将来临。米沙的学校必须关门，家长们都把孩子领回家去。在库克斯没有另外一座学校。我不愿意把九岁的孩子送走，于是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国住宿学校去，这家学校坐落在库克斯山下不远的格利翁。这是一家费用较贵的学校，但是经过测试，校长对米沙的成绩感兴趣，他建议只收减价学费。我现在是英国女人，他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在英国继续下去。 米莉雅和维尔纳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签证，他们是1940年春季离开瑞士的。我给家里写的信中说： 最近几个月，像从前一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这么可爱。这简直是个奇迹，恰恰是这样的人住在这里。我们的关系没有笼罩任何阴影。① ①从这时开始，我的信件都是用英文写的。 米莉雅的母亲最初留在蒙特吕斯，她尚未得到签证，我答应照顾她。她从波兰来，17岁就嫁给一个犹太教经师，她恨这个人，后来离开了他。现在她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妇，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米莉雅和维尔纳走前曾经满怀忧虑谈到我的未来。那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留在瑞士，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他们劝我们赶快去英国，因为我现在有这种可能性。难道我会认为这本护照能在纳粹面前保护我吗？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在进行这样一种谈话时，奥罗是否在现场，要么就是她自己产生了这种想法，以为我们要迁往英国，而她拿着德国护照是没有可能跟着一块儿去的。反正这种思想在她身上以不健康的形式表现得很牢固。她几乎不再吃饭和睡觉，她哭着说，没有厄娜她无法生活。我曾经多次劝她平静下来，当我建议她休假的时候，她表示拒绝，并且说：“我会眼巴巴盯着你们的。”此后便产生了一种令人可怕的气氛。有一天奥罗打点好自己的衣物，搬到与她要好的朋友，农民弗朗斯瓦妻子那里。她把自己的威胁变成了实际行动，她长时间地坐在我们小房子上方的一条板凳上，用望远镜观察我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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