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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奥罗设想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最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虽然我们认识到她这种病态可能是一种危险。她下决心要告发我们，她希望一旦我出了事，她可以把孩子留下，带着他们去德国。

　　她带着这个计划去见了英国驻蒙特吕斯领事馆的代表。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所做的激动的报告，混乱得让人无法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当时有许多流言和告发。奥罗想第二次去领事馆，但无人帮助，她去不成。于是她找到米莉雅的母亲，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这位害胃病的老太太，一心只是想着重见自己的家人，对于我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她的态度非常了不起。她想尽办法使奥罗平静下来，让她明白，假如她去领事馆告发我们，她今生今世都不会快乐，不但害了我们，也害了她自己。紧接着她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并保证说，一旦有机会，她要去见奥罗，对她施加影响。我们分手的时候，她的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她说：“请你不要笑话我，我佩服你，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像罗莎·卢森堡。”

　　尽管这种比喻令我非常难堪，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因为这足以表现这个女人的惊讶的反应。她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她的男人进行了反叛，自己扶养大了两个孩子，她是希特勒的敌人。尽管她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的签证，还是介入这种并非不危险的事情，把消息转告给我，并善意地劝告奥罗。

　　奥罗知道什么？我在摆弄发报机，这她肯定是知道的，尽管我们从未谈起过发报机的事情。不论在但泽还是在波兰，她都未见过我的同事。在瑞士她认识吉姆、伦和赫尔曼，但她既不知道赫尔曼的名字，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她也丝毫不知道他被捕的事情。

　　奥罗住在弗朗斯瓦太太那里，她向她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样我们的处境变得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那农妇也告诉我，她喜欢我并且知道我不会干什么坏事情，她自己早就反对希特勒。她绝对不愿意我发生什么不测，她理所当然什么都不会说出去。她对奥罗非常生气，不愿意她住在自己家里。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就这样帮助了我。

　　我把我对米莉雅的母亲说过的话，也告诉了弗朗斯瓦的妻子，我说，奥罗说的那些蠢话大多数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但是我并未隐瞒我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做点事情的愿望。

　　米莉雅的母亲得到签证以后也走了。她向我保证，整个事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不会提起，即使对她的孩子们也不说。米莉雅多年里一直满怀深情地把给我的包裹寄到父亲那里。在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允许的时候，便于1946年冬季给她写了信，我还收到了回信。下面我要引一段米莉雅回答我母亲的一封信中的话：

　　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我在信封上看见你的手迹时，我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那样地幸福。维尔纳写道：“读你的信是一件长时间以来最美丽的事情。在这样长时间的停顿之后，越过如此遥远的距离，我向你保证，我依然保持着我们旧日的友谊。”

　　＊ ＊ ＊

　　我不可能再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的处境变得恶化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会给他们造成伤害。

　　我必须经常去日内瓦。阿尔伯特对待奥罗的事情并不那么认真，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不在家时她会把尼娜领走，把她带到德国去。这样我就等于失掉了这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凡是我出去的时候，伦总是以他那无畏而镇静的方式帮助我，始终让尼娜寸步不离自己，弗朗斯瓦的妻子也答应我，密切注视奥罗。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要发生的。这中间她又向她的理发师讲述了我们的事情，可他是反对希特勒的，根本不想过问这种事情。我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这孩子离开奥罗，我在邻省找到一家讲德语的“阳光”寄宿学校。它是按照萨莱姆城堡乡村寄宿学校的现代方法办学的，那家乡村学校的校长在希特勒时代到英国去了。在“阳光”学校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心情愉快的气氛。

　　伦和我决定离开库克斯，在日内瓦找一处住宅。由于我为阿尔伯特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种迁移更显得必要。

　　米沙已经习惯了他的英文学校。教师们都认为他聪明，竭力挽留他，但我不能把他放在那里。奥罗一旦得知尼娜走了，她会跪到学校去，在他身上做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也想当尼娜突然离开我们的时候，至少让哥哥在她身旁，因为她离不开他，对他充满了深情。就这样，米沙必须再一次换个环境。

　　在库克斯谁都不知道我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尼娜在一个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当我们告别时，她紧紧地抓住我大哭大叫。米沙自己几乎流出泪水，他拥抱着她，安慰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令我灰心丧气的时刻。我这是对孩子们做了什么呀！陷入包围之中的瑞士，赫尔曼被捕，奥罗的告发，我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吗？

　　当我们在库克斯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之后，我和奥罗谈了一次话。她变得苍老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特征。我告诉她，我把尼娜和米沙送走了，她要习惯于这种离别。孩子们都受到了可靠的保护，至于我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一点都不在乎。她了解我，也知道我不害怕。这是我第一次暗示，我知道她的告发。奥罗身体僵直，嘴唇发紫，突然倒在地上。这样的突发病，她曾经在几个月之前发生过一次。她伤心地哭着并对一切表示懊悔，几天以后她便回德国去找她的弟弟。

　　对此我想过许多，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是否该怪我自己，因为我相信了一个不可靠的人。

　　奥罗的政治信仰，既无理论知识做基础，也与联系着她的家庭的阶级意识无关。奥罗对我最小的孩子表现了一种病态的、过分的爱，当她下定决心放弃这种联系的时候，便发生了道德的和政治的堕落。

　　奥罗返回德国之后，主动找到我家一个熟人，给她在一家幼儿园里找到一份工作。幼儿园的女院长收留了一些受到种族和政治迫害的儿童。当幼儿园的一条规定触怒了她时，奥罗又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告发，但由于她的态度又是那样引人注目，被园长及时发现，并及时把孩子们转移出去。这是我1945年以后听说的。

　　我们离开“鼹鼠岗”。山里的风光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季节，在各种各样的心境中，我都能认出它来：春天的空气，白雪皑皑的法兰西阿尔卑斯山后的夏天的落日，日内瓦湖，蒙特吕斯的阳光、附近山岗上的冷杉树林，草地和围绕着房子生长的许多花儿。这风光是永远享受不尽的，它是我每日的欢乐，离开这里的风光，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们从库克斯搬到日内瓦，阿尔伯特很满意，因为我除了发消息之外，还要为他训练一个报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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