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53)_鲁特·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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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不久，与中央某人会面，几乎不再有这样的希望。　　我们是带着随身穿的衣物来到英国的，我没有家具，我不需要住宅，必须照料两个住在宿舍的孩子。我在经济上早就维持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对我的家人透露我的经济困难。他们谁都没有多少钱，我也不能搬到他们那里去。我的父母在牛津朋友家里住得很拥挤，“哭百精”在寻找一个住处，布莉吉特住在一个一间套的住宅里，萨碧内要结婚，正在寻找一处住宅。莱尼在剑桥学习。于尔根的住宅刚好够他一家四口之用。我已经不能给孩子支付更长时间的学费，我也指望寻找住宅，与中央的什么人会面，或者让伦返回英国。　　我也很担心罗尔夫，他曾经间隔较长时间给我往瑞士写过信，或者从中国把给我的信寄到我妹妹们的家里。他还想着孩子们的生日。后来他告诉我，他要到中国内地去，许多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件。后来我听说，罗尔夫被中国人逮捕了。我知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后来我知道了许多细节。恩斯特和罗尔夫未能在上海把工作开展起来。罗尔夫希望到政府所在地重庆去建立联系。在架设电台或者在第一次发报时，他在那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据我所知，他是经苏联的努力才获得自由的。　　＊＊＊　　1941年4月，我终于找到一栋有家具的小房子。它是一排房子中的一栋，与许多其他房子一起坐落在市郊，距牛津四公里远。租金很贵。我靠着节约下来的最后一笔钱生活。但是我享受到了没有女房东的快乐，尤其是，我可以把孩子们接回来。　　5月份我又去伦敦的接头地点。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一个男人向我走过来，他不是这条该死的大街上的随便一个人，这一次来的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他用约定好的辨认语言跟我打招呼，我的脚下如同生风一般，急匆匆地穿过两条大街，来到我们最终的接头地点。这位苏联同志叫谢尔盖（我给取的别名），他对我的到来表示问候和祝福，给了我足够的钱，使我可以解决一切的财政困难。他发生了车祸，所以才推迟了这次会面。　　他以俄罗斯人的镇定和不慌不忙肯定无法理解这几个月我的心情如何沉重。我决心今后不再受这类事件的影响，而是要想到海参崴那位领港员的话，把一切等待时间都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巨大距离相比较。　　谢尔盖向我说明了在一个与希特勒交战的国家开展工作的意义，在这个国家有影响的反动势力准备随时牺牲苏联的利益与希特勒达成一种谅解。中央希望得到情报资料。我能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跟军方？跟政界？我应该设法建立一个情报网。我的电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像以往一样，中央总是给我足够的时间。中央从来未在时间问题上催逼我。当然，我自己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不论做什么，宁可提前，也不缓慢执行。于是我为我的电台买齐了所有的零件，在祈祷和玩纸牌之间的空闲时间里，我在教士家里把电台组装起来，这机器可以24小时坚持工作。　　我希望于尔根和父亲能帮助我搜集情报。父亲是个十分体谅人的人，从来不问我的工作。现在我觉得应该告诉他，当然不必提到我的工作单位的军事性质。在我们家里，我只向他一个人讲述了我获得勋章的事情。父亲并不理解勋章是怎么一回事，也未把这种奖励与军事方面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当他听说加里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授子我勋章时，他感动了。　　我只需要告诉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对我的工作十分有用处。他点点头，这就是一切。我们的谈话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的谈话历来大都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父亲主要是跟左倾的经济学家和工党政治家交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从事与战争有关的活动，他把这些情况都讲给我听。　　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叙述这一事件对我的巨大震动是没有必要的，我当时没有多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我听见了邱吉尔首相的演说，他表示全力支持苏联，我做了笔记并设法评价这次演说。像邱吉尔的多数演说一样，这是一篇在修辞和文体方面出色的演说。我赶往伦敦去与父亲讨论，我从他那里得知，英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估计苏联将在三个月之内遭到失败。父亲从斯塔佛·克利普斯勋爵那里证实了这种看法，他是工党的一位领导成员，曾于1940至1942年间在苏联出任大使。　　克利普斯补充说：“德国军事力量将会像用热刀子切黄油一般，长驱直入进入俄罗斯”。后来它成了众所周知的观点，但是当我报告了这个观点以后，中央，我相信整个苏联，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观点。我从局长那里收到一封感谢电报。这是很少发生的事情。我之所以还想起这则情报，也许是因为许多别的情报我都忘记了。　　长时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苏联。　　他们打心眼儿里就不愿意一个工人国家及其共产党人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权。他们的错误开始于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的各种武装干涉，继而是多年不肯承认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种错误，如克利普斯所说的那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依然存在。　　希特勒开始把他的士兵和空军全部投入到反对苏联的战争中。这大大减轻了英国的压力，入侵的危险消除了，纳粹的轰炸也减少了。　　希特勒入侵苏联以后，我的电台多日呼叫对方均无回答，后来我的电台又开始工作。我每周两次利用我的发报机，每月我到伦敦去两次，最初只是与于尔根和父亲谈话。于尔根为苏联制定经济分析，这些资料与他的本行无关，对于我却是有用的，他让我知道这些资料。根据与父亲和于尔根的谈话，我每月可以发出四条至六条消息。　　按照规定我与英国的党完全没有关系，与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党组织也没有任何联系，于尔根除外，他最初是党的政治领导人，后来由于有别的工作，只是党的一位领导成员。我与他讨论了补充情报的可能性，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德国同志汉斯·卡莱，他曾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作为师长发挥过领导作用。在西班牙时，他由于自己的勇敢和迅速决断的能力曾经受到过特别的尊重。在英国他主要是充当资产阶级刊物《时代》和《好运》的军事记者，这些刊物均属于著名的美国路斯康采恩。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活动的背景。无论如何这种活动使他能得到某些情报。中央同意我与汉斯·卡莱建立联系。我每月大约与他也只能见面两次，并获得有用的情报。有时中央也向汉斯提出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央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欢与汉斯·卡莱一道工作，他的早逝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损失。　　每次我去伦敦都住在我父母家里或者住在妹妹们的家里。我偶尔在那里与汉斯·卡莱见面。妹妹们的职业都是不在家工作的，因此她们对此都一无所知。除了父亲和于尔根之外，我和任何人都不谈论我的工作，当时不谈，后来也未谈过。甚至连我的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我曾经获得过红旗勋章，那还是30年以后，当一位苏联将军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找我，再一次把它交给我时，他们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944号勋章，还有勋章证书。在那些战争的混乱年代，他们把它保存得多么仔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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