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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

　　“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

　　“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

　　“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

　　“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

　　“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

　　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
　　两盏蓝色油灯，
　　不再闪闪发亮，
　　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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