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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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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巡回演出 1 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 “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人们在评价叶赛宁时，常常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可以说服别人的论据： “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为诗歌创造出来的一个喉舌，创造出他来表现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现对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的爱和仁慈，这些都是值得人类去做的，应该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但高尔基一看到叶赛宁和邓肯，就觉得一种特别的不协调。这位文坛巨匠，由于过于偏爱自己祖国稚嫩、鲜活的诗歌天才，对眼前炙手可热的舞蹈巨星没有丝毫好感。 “这位在欧洲受到成千上万的美学家欢呼的著名女人……紧挨着小小的、娃娃似的、奇妙的乡村诗人，完全体现了一切都和他不相称。这可不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个人偏见，不是的，我是在谈那个不愉快的一天的印象。我当时看到这位女人，就想，她怎么能够理解诗人这样的叹息：我要对着这干草堆微笑/高高兴兴地用月亮般的嘴嚼干草……” 作家爱伦堡要高尔基谈谈对邓肯舞蹈的感受。高尔基想了一会，答道：“她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四年后的3月24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给罗曼·罗兰写信，还说叶赛宁“和老太婆依莎多拉·邓肯的恋爱”对于他是“致命的”，将叶赛宁的死归咎于邓肯，让人感到这位文豪的狭隘和固执的一面。 2 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的态度助长了他们的“宝贝”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看上去是在自家人的面前，他却不曾想到，这毕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业，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癞母狗，跟我喝一杯。” “臭婊子，跟我干一杯。” 如此下流、荒唐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诗里！ 有一回，邓肯忍无可忍，在叶赛宁大骂她“母狗”时，奋起反击： “那你就是一条公狗！” 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样的标签贴在叶赛宁的背上，并没有什么侮辱。叶赛宁有过一句诗： “你一向受到这样彻头彻尾的爱抚、败坏……” 可见诗人一向的阴暗心理，焦躁的、落寞的、非人性的……隐藏在华丽、婉约的诗章后面，隐藏在乡愁和白桦林般的情怀后面。这种心理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越是天才就越多，反衬着灼灼光焰的，是浓重的、摇摆不定的阴影。如今，叶赛宁的这种阴影，紧紧裹住了依莎多拉·邓肯。 大约一直到了1927年，叶赛宁和邓肯都已尘埃落定，命归黄泉。高尔基在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时，才有了些许的觉悟。那一年，他发表了随笔《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提到了一次，叶赛宁在成功地朗诵了一首诗后，回到座位上，依莎多拉·邓肯一个劲地朝着他鼓掌，叶赛宁却近乎恩将仇报地“踢了她的国际性的屁股一脚，管她叫‘猪猡’”。 高尔基接着写道： “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俄国诗歌和大名鼎鼎的欧洲式的粗野如此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不知害臊地哭了……只要想一想他一贯对待克留耶夫和邓肯的荒唐欺诈行径就可以了！” 在这里，高尔基先生除了将叶赛宁“粗野”的帽子戴到了“欧洲”的头上以外，看问题似乎清醒一些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 “诗就是爱，可叶赛宁爱什么？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 手风琴，拉起来。为饭馆拉起来 喝吧，水獭，喝， 我得好好对付大乳房的那一个， 不要考虑她本性如何。 你决不是我如此抚摸的第一个， 你这种人并不稀罕。 可是，和像你这样讨厌的人一起 我还是头一遭。 …… 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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