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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好极了，”乔答道。“这种人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如能够的话，我愿意把她留在我这里。”

　　即使在我同乔夫一起进行的实验结束以后，我仍继续为建造一所合适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带有套间设备）而努力。戴维·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热病毒研究，转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学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伦敦北部科林代尔（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希望它将能满足我们的部分要求，并在适当时期将有空间和财力来建造一座带套间的实验室。但是我对这两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实验室按照一排小间的形式来安排，是一种“双层壳体”体系。实验室墙壁构成一层不透气的外壳，而内壳则包括一个相互连接的小间的密闭体系，它类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释重负地放弃了的那种体系。

　　在这种实验室里，需要将双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内的手套里进行工作。虽然这种布置将我们从必须使用覆盖整个脸部的呼吸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仍然必须戴手套。这种手套又大又笨，实际上使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工作。花了那么多经费和进行了那么复杂的工程，科林代尔的新实验室结果不过是一系列非常昂贵的，连接在一起的大柜子。它没有运作就过时了。负责设计的人们少有在第4级病毒设施中工作过的经验，他们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险，同时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成就。

　　因为科林代尔是我在英国所能期望的最佳去处，于是我提出辞职于1985年到那里去工作。我劝说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买了一台伽玛射线辐照器用来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的也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乔向我建议，到目前我已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个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个月。我正在写论文准备发表，我是否愿意在“疾病控制中心”担任职务。他认为，鉴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条件下工作，特别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我在英国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他请我到他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去设立一个病理生理学研究项目，从事病毒性出血热症机理的研究。他同时还提出让我在一个野外现场研究项目工作，特别在塞拉利昂。我们在英国是没有这类项目的。

　　那是艰难的选择。一是因为尽管有那么多问题，我仍然有同事们的支持，他们理解我的工作，并试着帮助我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戴维·辛普森离去，在英国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具有足以领导英国出血性热病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经验。我同那些曾经帮助我在英国有所建树的人们商量。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告诉我，假使我拒绝这次机会那将是我的大错，并提醒我，如果我留下来，我将继续面对更多的挫折和无穷无尽的障碍。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下定了决心。1986年1月4日我启程奔赴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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