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6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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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病毒蔓延可以防止　　正当苏在波登当（Porfon Down）与埃波拉病毒斗争时，我开始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发生兴趣。1983年初，安特卫普的一位同事——简·德斯迈特（Jan Desmyter）告诉我，他曾看到一群来自扎伊尔的病人患了一种类似爱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时的同事曾治疗过30多个患这类疾病的人。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虽然比利时在2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对扎伊尔的控制，但两国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关氛，任何扎伊尔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负担得起治疗费，总要想方设法到比利时去医治。我曾在扎伊尔呆过，知道只有远远低于该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负担这种医疗所需的旅费。因此很清楚，在扎伊尔一定还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觉到可能有一场瘟疫正在酝酿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领导人吉姆·柯沦（Jim Curran）对这种情况进行过讨论。他也认为在扎伊尔一定还有非常多尚未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应当对简所作的报告继续采取行动，并向我保证“疾病控制中心”将给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给美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发了一个电报，该电报转给了住美国商务处的科学参赞塞斯·温已克（Seth Winnick），我请他与卫生部首席顾问卡利萨·鲁蒂（Kolisa Rufi）联系。利用大使馆作中间人，我可以使鲁蒂了解在比利时发生的最新情况。然后，我请他考虑能否由政府批准让我们到扎伊尔去进行一次调查，9月份，我们获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离出来，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试验来证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们仅有的是艰巨的，高度技术性的T4／T8比例试验，它测量感染免疫系统中T细胞的损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种症状。事实上，那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艾滋病是一种病毒性感染，而没有病毒也就无所谓抗体试验。对于T4／T8试验，我必须找一位技师，不仅能做这种复杂的试验，而且也能将所需的材料运到非洲，并在那里跟在“疾病控制中心”试验室一样，进行试验。我挑选了希拉·米契尔，她已和我一同在试验室工作了两年。虽然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胜任这项艰巨任务的人。我很高兴他说我作了正确选择。她不仅为我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后来又继续发展了一项独特的职业，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检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实验室机构。　　在我们准备出发去扎伊尔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细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的领导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的电话。他现在是传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约翰告诉我，除了我的小组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由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汤姆·奎因（Tom 0uinn）率领的艾滋病考察组已进入扎伊尔。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轻的昆虫学家兼流行病学家名叫费雷德·费因素德（Fred Feinsod）。费雷德正在埃及从事裂谷（Rift Vallev）热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来自安特卫普的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Prince leopold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研究所的彼得·派奥特（Peter Piot）。虽然我从未见过汤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扎伊尔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学家。他聪明地拒绝乘坐由两名喝醉酒的飞行员驾驶的倒霉的直升机。我曾和那两名驾驶员的棺材及他们悲痛的家属同机飞回金沙萨。这些事是无法忘怀的。　　约翰为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范例。我把我的计划告诉汤姆时，他也同意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国卫生研究所”双方的力量合并起来，互为补充。也许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得到扎伊尔卫生部的正式邀请而汤姆则没有。另一方面，汤姆掌握了一批用于T4／T8试验的试剂，这点比“疾病控制中心”优越，同时彼得已和扎伊尔的医院建立了个人接触，而别人都没有。我们决定去扎伊尔前，所有人员在安特卫普“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汤姆认真讨论工作方针，但是未能实现。　　还有几个人参加这项活动。除彼得和汤姆外，美国全国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劳斯（DickKrause），利奥波德亲王研究所主任卢克·凡·艾克曼（1uc Van Eyckmens），以及来自约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医学院的一位流行病学家，他也是全美卫生研究所的成员。这些人不和我们一同去扎伊尔，但是组织似乎有些庞大。我可以理解克劳斯和艾克曼为何能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组织向汤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这种集会的规模是另一种迹象，表明科学界开始对艾滋病高度发生兴趣——这种兴趣既是幸事又是祸害。说是幸事，是因为大量的有价值的科学试验得以进行；说是祸害，则是因为它会引起某些争权的矛盾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争吵和嫉妒。那位来自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当他发表了有关如何选择对照控制组的完全无用的迂腐的演讲后，他的作用显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流行病学初级班来了。然而会议的其它方面证明是更有价值的。至少当我们分开时，大家都感到能够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这一点足以证明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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