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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猴子远征

  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好了,乔已调往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根据安排,乔要在5月份搬到日内瓦与乔纳森·曼会合,我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听取他的意见,在“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别人真正懂得出血热这个领域。虽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很胜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来的,他的工作还有个不利条件,他没有医学和流行病学的背景,为此他把一个临时负责人提升为分部负责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血热,也从没涉足第四级病毒。

  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顿疫情产生了大量的血样,大多数是猴子血清。似乎每一个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实验的人都担忧埃波拉感染。我们不知道身边有那么多的猴子,我们停止了在全美国的猴子实验室进行血清调查。通常血清调查是为了评估特定感染的流行,以便说明人群中有多少被感染。这一次,就是调查猴群中的感染情况。我们试图用这种办法确定有多少猴子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体,这标志着已有多少猴子受到感染。这样我们便能确定它是不是普通病毒。

  可是我们遇到了技术上的障碍,我们使用的抗体检测剂是1976年疫情出现时为埃波拉设计的,这在疫情爆发时很有效,因为当时在新近受感染的个体上做试验,个体在病后的抗体水平很高。不幸的是,因为没有发生最近感染,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埃波拉病史,同样的试验对从较大群体(人或猴)采集的样品反映结果不甚明确。卡尔·约翰逊给从中美洲来桑布拉斯的印第安人(San B1as Lndians)做了试验,试图评估最初的实验。他发现有百分之二对埃波拉病毒产生抗体,后来,其他研究人员检测了在阿拉斯加的美国土著人的血清,也发现了同等比率的阳性。但是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难以肯定,没有人真正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缺乏特性是埃波拉病毒的一个特点。玛尔伯格病毒对研究人员来说似乎不存在同样的问题。最接近这个答案的人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汤姆·蔡斯克(Tom Kzaisek),他以伊利莎(11isa)测试体系为依据做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试验,也是对免疫萤光测试法的改进。1990年4月,我曾建议那位临时的分部负责人应当把汤姆的试验介绍给“疾病控制中心”,因为那位负责人当时负责进行血清生物试验,但是没有被采纳。

  我们用其他试验方法做实验。像用来检查艾滋病的西方墨点法,但都毫无进展。结果,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只顾忙于研究猴的血清,却还没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评估系统来检测它们。而且检测过程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结果,需要许多经验和耐心,这还是仅就实验而言。在我们研究猴的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多时间做试验。在我们收到的几百份猴子血样中约有百分之十显出对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映,尽管反映不很强烈。

  为了弄清楚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义,我们决定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血清的来源。它们大部分都是弥猴,和雷斯顿的猴是同族。大多数来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可是亚洲到处有弥猴。它们常在荒野出没,可以在旅游地区经常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大胆地向游人要食物。有时它们很迷人,可它们也会发脾气,大肆破坏。

  那种神秘的新丝状病毒(不仅是它的抗体),只在马尼拉单独关养和用运输工具运载的猴身上出现。为什么从其他地区来的健康的猴子却产生了对病毒的抗体呢?这大令人不解了。

  我仔细检查资料看看大多数受感染的猴是从那里来的。结果令人吃惊。原来抗体阳性的最高比率不是发生在菲律宾来的猴子身上,它们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年长的病毒学专家进行联系,我是在泰国研究登革热时认识他的。我和他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人与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官员接触的情况,另外,我还有幸与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的美国海军病毒学部门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主要来源。政府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得到正式邀请去印度尼西亚,看是否能找到丝状病毒的来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亚。这时,史蒂夫刚三十几岁,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很有成绩。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细菌性疾病部的腹泻病分部在一起,尽管他对病毒有保留意见。他说他不相信它们,因为他不能看到它们。史蒂夫是个好搭档。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学会了足够的印度尼西亚语,这样他就可以辨认有用的流行病学标记。例如,他能通过简单方便的方法认出门上的记号。说出这是一家卖猴肉餐馆,在亚洲和非洲一样,人们认为猴肉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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