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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3月21日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详细地报道了巴黎的事变。他根据巴黎的来信报告说：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人，虽然不在“名流”之列，但是在工人阶级中是很有名的。在这次会议上，按照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号召工人支持和声援巴黎公社社员的决议。

　　在总委员会4月1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做了关于巴黎斗争经过的报告，指出了“公社”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选举以后只说不做。本来应当在凡尔赛还很弱的时候向它进攻，却错过了好机会，现在看来凡尔赛占了上风，并正在压迫着巴黎人。”但是恩格斯指出：工人“比过去历次起义都组织得更好”。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所展开的紧张工作，即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和法国工人去帮助革命的巴黎。

　　恩格斯把革命活动看做是生活中最大的快事，他在国际中展开了巨大的实际组织工作。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流亡者从巴黎奔向伦敦，这时恩格斯是负责总委员会对流亡者的资助工作的中心人物。

　　作为许多国家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总是尽快地帮助每一个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尖锐搏斗的无产阶级队伍，他组织了对安特卫普的雪茄工作和布鲁赛尔工人的罢工运动的广泛援助，他号召伦敦工人支援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的罢工、萨坦德制桶工人的罢工、瓦伦西亚制革工人的罢工等等。每经这样一次罢工以后，都有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行列。

　　恩格斯刚好是总委员会中那些最难领导的支部的书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巴枯宁主义的秘密组织像网一样分布着，而且这些国家里的“国际”支部的领导人往往受着巴枯宁的影响。

　　在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国支部领导人发出的指示和通知书中，他广泛地宣传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耐心地不懈地解释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委婉地纠正各支部领导人所犯的某些巴枯宁主义的“毛病”，并向巴枯宁及其代理人进行猛烈的斗争。

　　恩格斯早在给“国际”西班牙联邦委员会的第一封信中，就说明了巴枯宁主义者所宣传的不要过问任何政治的错误和危害性，并同时指出：使无产阶级能摆脱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旧政党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应当执行独立的政策以便达到解放工人的目的。

　　恩格斯写道：“有产阶级，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不仅用自己财产的力量，即通过资本剥削劳动来奴役劳动人民。放弃跟我们的敌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就是放弃了最强有力的斗争手段之一，特别是放弃了像组织和宣传这样的斗争手段。”

　　由于要召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71年9月），恩格斯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他是会议议程委员会的主席。恩格斯在他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演说中向代表指出，放弃政治是荒谬的、有害的，特别是在已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更是荒谬的和有害的。“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再明显不过的时候，还有人要我们不去干预政治！”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有产阶级的集体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且达到最终目的——消灭阶级，就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伦敦代表会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各种宗派组织，并扩大了总委员会的职权。

　　恩格斯用全力反击巴枯宁主义者对“权力”、“权威”、集中和纪律的进攻。他在给都灵支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革命更有权威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像革命时那样利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那就正好是实现了权力的行为。巴黎公社就断送在缺少集中和权力上而当人们向我说，权力和集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谴责的两个东西时，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若不是对革命无知，就只是口头上的革命家。”

　　恩格斯在他一系列的书信和文章中批评了由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合而成的巴枯宁的理论观点，首先批判了他的国家观点。巴枯宁认为应当消灭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因而也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那必须被消灭的国家，在未来的社会里将以“国际”的组织来代替它。恩格斯在给“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德奥多·库诺的信中说明这一类观点的错误和危害性时写道：“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没有任何权威，因为权威，也就是国家，是绝对的祸害。（如果没有一个最终决定的意志，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些老爷又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和驾驶轮船呢？自然，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人也不再统治少数人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团都是自治的，但一个社会，即使只有两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某些自治权，又怎么能够存在呢？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却又一声不响了。”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给了巴枯宁主义者彻底的打击。为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恩格斯积极地进行活动。他担任了代表大会的章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并在7月2日总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议扩大总委员会的全权，赋予它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开除个别支部和联邦委员会的权力。他和许多支部广泛地通信，并在信中不倦地揭露巴枯宁的公开和暗藏的代理人，竭力弄清哪些人是优秀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在总委员会周围，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计算每一个表决权、每一张委托书，以保证马克思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有团结而可靠的多数。

　　使恩格斯特别操心的是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他曾经不得不多次地、尖锐地批评他们对“国际”的“有名无实的关系”，批评他们漠视自己的国际义务。

　　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坚决要求李卜克内西以积极的行动来准备代表大会，以便保证德国工人在代表大会上能够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权。恩格斯在1872年5月2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事情严重起来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拥有的力量，否则你们就会逼得我们独立行动，逼得我们把社会民主工党看做是和我们不相干的并且对‘国际’漠不关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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