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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一国际的解散,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来到了,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它带有“和平的”性质和没有革命。“西方已经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东方尚末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地点,西方进入了迎接未来的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

  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注意力的中心转移到下面两点:在个别的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训练这些政党使它们能够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培养了这些政党的领导干部,在他们制定纲领、战略、策略时提供意见,并周密的估计到每一个国家的特点、经济情况、阶级力量对比,估计到妨碍这一国家内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建立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那些障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帮助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时所注意的,主要是为争取党的社会成分的纯洁、为清除党内各种各样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斗争。

  自从第一国际解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和统一作用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也更为复杂了。对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经常进行实际领导,对公开或隐蔽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必须进行斗争,现在,这一重担主要是落在恩格斯的肩上了。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时写道:“由于我和马克思的分工,在定期刊物上,尤其是在和敌对观点斗争时陈述我们的见解的任务就由我来担负了,这样,就使马克思有时间完成他的伟大的主要著作”。

  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发表于定期刊物的文章也包括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在内,现在这些书信大部分由恩格斯来写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争取在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德国的工人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人运动的重心暂时已转到了德国。

  德国工人在巴黎公社以后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并最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恩格斯在他的许多书信和论文中曾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一事实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工业的发展比英法来得更晚,也更蓬勃。1848年后在德国开展起来的产业革命,给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了破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和资格较老的工业国家竞争,德国的企业主必须在技术上改进自己的企业并压低工人的工资。这一切都促使阶级关系尖锐化,促使工人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更深刻和更迅速地革命化。

  除了产业革命的深入和由此引起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之外,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运动能起先锋作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它的先躯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未有过的纲领。

  但是,尽管具备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德国工人政党的形成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反对他们企图控制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经常和侵入党内并表现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恩格斯在他的书信以及在发表于工人报刊的许多文章中对拉萨尔派继续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同时帮助爱森纳赫派纠正路线的错误,反对他们理论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错误。

  爱森纳赫派理论上幼稚的一个例子就是1872年医学博士米尔柏格在他们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Volksstaat》)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

  由于当时德国已完成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住宅问题便显得特别尖锐,成了在报刊上进行广泛讨论的题目。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社会骗子“都浮到表面上来了,米尔柏格就是其中的一个,而爱森纳派竟允许他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言论,这使恩格斯非常吃惊和愤怒。恩格斯向爱森纳赫派抗议发表米尔柏格的文章;并写了许多论战性的文章来驳斥米尔柏格,这些文章后来编成了《住宅问题》这一小册子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在法国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以及运动的内部过程。恩格斯认为,巴黎和外省之间的脱节是上次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缺点,外省不仅没有支持革命的巴黎,甚至还直接反对巴黎。恩格斯指出,1871年以后“革命的巴比伦”和外省的那把剪刀已开始合拢,革命的后备军,首先是农民,已开始奋起,这是当时的一个好现象。

  恩格斯认为另一个现象是巴黎公社的经验致命地打击了过去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这就使法国工人易于抛弃卓越的特殊的法国社会主义,掌握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但是,就在这时开辟一条使马克思主义走向法国工人群众的道路也绝不是没有斗争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继续维护着陈旧的已被实践证明是破了产的理论。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由于本国的革命传统而妄自尊大,他们不愿意从德国人马克思手中接受革命理论——这类因素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除领导工人运动外,还继续他们的理论工作,他们认为理论工作是自己为党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恩格斯写信给贝克尔说:“马克思和我都必须进行完全确定的科学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只好肯定地说没有别人能够而且愿意担当起来的。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现在这个安静的时期来结束这个工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件重新把我们抛到实际运动中的漩涡中去;尤其是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短暂的空闲时间来发展运动,这个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即使稍微发展一下也是好的。

  马克思这时的主要理论工作是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个工作现在愈来愈频繁地被马克思的病打断了。

  至于恩格斯,他一面从事着普及马克思主义并在报刊上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敌人攻击这样巨大的工作,一面深入地研究了自然科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就已经开始抽空研究自然科学;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他就着手写作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他写好了这本书的“导言”,但是由于必须对杜林的著作进行批判,以致不得不停止这个工作。在写完《反杜林论》之后(1878年6月)恩格斯又回过头来写自己的著作,写了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几章和许多零篇的札记及草稿。可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搁下了这一工作;因此,这一著作也就一直没有完成。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埋没了30年之久,直到1925年才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和俄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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