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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恩格斯一面和改良主义者以及调和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一面在“国际”里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像纽文葛斯一类的“左派”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拥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把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以每年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节日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个节日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的行动，他在1890年5月1日为《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追溯了《共产党宣言》在面世以后的经历，并且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848年以来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恩格斯回想起42年以前当他和马克思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号召时，响应者还寥寥无几。但是从那时起，工人运动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恩格斯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节就是这个发展的证明。最后，他这样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虽然恩格斯已经上了年纪，但是每个“五·一”节他仍然坚持参加英国工人的游行，并登上作为讲台的四轮车发表演说。本来，恩格斯是不大愿意在大庭广众中讲演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大行的”演说家。

　　恩格斯亲自出席了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在大会闭幕时，他先后用英、法、德几种语文发表了演说。恩格斯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他的热烈的欢迎所深深感动，他在演说中曾经指着马克思的像声明，他认为这种热烈的欢迎不是对他个人的，他“只是以一个伟人的战友的身分”来承受这份盛情的，“这个伟人的像就挂在那里”。

　　恩格斯说：“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第一批社会主义的论文以来，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已经由许多小派别成长为足以使整个官方世界胆颤心惊的强大的政党。

　　马克思已经死了，假如他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在欧美两洲是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有权骄傲地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的。”

　　恩格斯赴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时，顺便访问了维也纳和柏林。恩格斯的这次旅行竟成了胜利的行进。

　　像在苏黎世一样，他在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指出，他所以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功劳，而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马克思，他不过是马克思的合作者和战友而已。他在维也纳时说：“即使50年来，我对我参加的运动做出了某些贡献，那我也不希望任何报答。对我来说最好的报答就是你们（群众热烈鼓掌表示赞成）。对我的报答是整个世界！我们有许多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牢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中，在各个地方，一直到澳大利亚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个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伟大强国，是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决定一切的强国。这就是使我感到骄傲的地方！”

　　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恩格斯所从事的党的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更加强了。他密切地注意着新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对任何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企图都立即给以反击。

　　恩格斯最担心的是盖得领导的法国工人党。由于90年代初期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党的领袖们就产生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他们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攫取”票的斗争上。为了建立一个人数尽可能多的国会党团，盖得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竟使他们的代表去和以米勒兰、饶勒斯为首的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联合起来。在这个联合的党团中，盖得派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因此，领导权实际上就转到米勒兰一伙人手里。恩格斯认为这种“政略结婚”是极端危险的，他警告大家提防这种危险，并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服从米勒兰派，因为米勒兰派的实际纲领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激进的”。他指出和这些先生们分裂是必不可免的，并建议准备这个分裂。

　　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激烈地反对了盖得派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是因为1894年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以及福尔马尔在德国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机会主义的演说，而德国党的领袖们也没有加以应有的反击。

　　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小资产者和农民蜂拥而起的事实证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们向我们靠近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领导阶级。但是因为他们随身带来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与意图，所以不应当忘记，如果无产阶级对这些思想和意图让步的话，那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作用。

　　恩格斯认为南特纲领正是这种极端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让步，这个纲领不向农民说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将像火车压碎独轮车一样地压碎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却答应永远保持农民所有制。

　　同时，恩格斯强调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它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意义。为了夺取政权，甚至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也必须到农村去，在那里建立起威望来。但是，恩格斯在向这些党指出农村工作的必要性时，他也反对在选举中无原则地追求农民的票数，反对想把农民中那些按其地位来说不可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

　　恩格斯着重指出，对农民、对农民中极不相同的集团和阶层必须分别看待。他研究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对小农、中农、富农以及大地主所必须采取的政策。

　　恩格斯探讨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他并没有打算预先规定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轨道过渡的具体形式，因为这些形式要根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的那些具体条件和情况来决定。因此，恩格斯只提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待小农的最一般的（基本的）政策。恩格斯写道：“显而易见，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设想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赔偿与否都是一样），像我们不得不对于大地主所做的那样。我们的任务首先在于：将其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协作社的所有权，但决不是使用强迫的手段，而是凭藉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那时候我们当然会有足够的办法，向小农显示出他们现在就应该懂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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